遗产分到30万镑，却因15年家族纠纷背上近40万镑账单

遗产如果没有提前规划好，可能会引发长达十多年的家族纷争，甚至造成巨大损失。十多年前，父亲的去世让英国的Changizi家族陷入了一场长达15年的法律纠纷。兄弟姐妹们不仅曾质疑遗嘱的真实性，还因各种问题争执不休。

在家族讨论下，兄弟姐妹希望通过变更契约，将继承份额转给母亲，以利用免税优势。但其中一名儿子Sharas Changizi拒绝签署，主张税款应由所有继承人共同承担。多年官司后，高等法院在2025年作出裁决——Sharas官司败诉，还背上了28.2万英镑的遗产税账单。

故事背景

2010年，Sharas Changizi的父亲Parviz Changizi去世。根据法庭文件，Parviz当时已取得西班牙国籍，常居西班牙，但与家人长期在英国生活。他在西班牙和英格兰均留下遗产，其中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的资产估值约200万英镑。

早在1985年，Parviz便在英国立下遗嘱，将遗产分配给妻子Pamela及四名子女。自父亲去世以来，Sharas与母亲及三位兄弟姐妹之间持续发生激烈的遗产纠纷，围绕财产分配、遗产税承担等问题多次对簿公堂。而他最近的一场败诉，成为这场长达十五年的家族纷争的终章。

2011年，父亲的遗产进入分配阶段。翌年（2012年），Sharas的三位兄弟姐妹通过一份“变更契约”（Deed of Variation）将他们继承的遗产份额转让给母亲Pamela。

根据英国税法，配偶属于“免税受益人”，其所得份额可免缴遗产税。

在英国法律体系中，“变更契约”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它允许继承人在遗嘱认证后的两年内重新分配遗产份额，例如将部分资产转给免税受益人（如配偶或慈善机构），以达到合法减免遗产税的目的。此类契约必须由所有相关继承人签署并有见证人确认，方具法律效力。

然而，Sharas拒绝参与签署该契约，也拒绝将自己继承的部分转给母亲。他主张遗产税应由整个遗产共同承担，而非仅由他个人负担。此后，家族为遗产缴纳了共计282,000英镑的遗产税（含利息），并坚持认为这笔税款应由Sharas个人承担。纠纷由此持续多年，最终走向诉讼。

法院怎么判？

2025年4月，英国高等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家族的立场正确——即所有遗产税应计入Sharas的份额。法院援引《1984 年遗产税法》第 41 条，明确免税受益人（如配偶）无需承担税款，因而作为唯一的非免税受益人，Sharas必须独自承担全部遗产税。

判决还涉及他在2009年从父亲处获得的30万英镑款项。虽然Sharas声称那是债务偿还，但法院认定他在先前文件中一贯将其描述为赠与，因此应视为“潜在免税转移”（Potentially Exempt Transfer, PET）。由于父亲未在赠与后存活七年，该笔款项依法纳入遗产税征收范围。遗嘱执行人已代他缴纳相应税款及利息，进一步加重了其个人负担。

根据此，法院驳回了Sharas的上诉，认为其主张“滥用或毫无实际前景”（an abuse of process or hopeless in merit），并指出他未如实披露自身财务状况。他试图辩称母亲的份额也应纳税，但这一请求被明确否决。法官最终确认：税负应完全由非免税受益人承担。

多年的官司让Sharas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不仅因多次诉讼累计欠下约11.6万英镑的法庭费用（包括早前试图推翻父亲遗嘱的诉讼），还因遗产税及利息导致其继承份额几乎被耗尽。

根据法院文件，他原本约30万英镑的遗产份额在支付税款（28万英镑）和诉讼费用后所剩无几，甚至仍欠家族10.2万英镑。

丽莎评论

从这起案件可以看出，高等法院的判决完全是基于法律和税法原则，而不是出于情感上的平衡。英国的遗产税制度有一个核心原则：免税受益人（比如配偶或慈善机构）不承担遗产税，税款应从应税份额中支付。Sharas试图把税负分摊到整个遗产上，但这与法律的本意相违背。法律的设计就是为了保证配偶或慈善机构能够完整继承其份额，不会因为其他人的税务问题而被“削减”。

因此，法院支持了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做法：既然他们已经通过变更契约把份额转给了母亲，税负就理所当然地落到唯一的应税受益人身上。这一逻辑既符合税务惯例，也体现了法院对法律确定性和税收公平的坚持。

同时，这起长达十五年的家庭纷争也提醒我们一个问题——很多遗嘱并没有明确说明遗产税如何承担，生前赠与和遗嘱条款之间的衔接也常被忽视。结果是，即便法律有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仍可能因为理解不同而产生冲突，最终大量财产被用来支付诉讼费和税款。

因此，这起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遗产规划一定要提前做、做得清楚、找专业人士帮忙。在立遗嘱或进行生前赠与时，应同时请律师和税务顾问参与，明确每笔财产的税务责任、赠与时效以及各受益人的权利义务。拖延不做规划或含糊处理，只会让家庭关系紧张，同时让本应传承的财富大幅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