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家中有多个孩子，谈到财产分配时，很多父母都会希望做到“公平”。但现实往往比想象复杂——感情的亲疏、长期的照顾付出、生活状况的差异，都可能影响最终决定。如果您只想把大部分甚至全部财产留给其中一位子女，那么就更需要提前做好充分、周全的安排。
否则，一旦处理不当，极易埋下纠纷隐患。最近，又有一位知名人士因遗产分配问题与家人对簿公堂。一场又一场官司打下来，时间、精力和高昂的律师费不断消耗，等到尘埃落定，遗产往往也所剩无几。
父亲只想把遗产留给女儿
加里·帕门（Gary Parman）是一位作家、诗人和哲学家，他出生于伦敦东部的普莱斯托（Plaistow, East London）。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天空电视（Sky TV）和独立电视台（ITV）都亮相过，在英国有点名气的。
他出版过所谓的“超验诗集”，声称自己的诗句并非单纯出自个人灵感，而是通过心灵感应，由来自“另一个时间或空间”的神秘存在传递给他。他自认拥有治愈能力和“第二视觉”。
而这一次让他登上新闻头条和其职业关系不大，而是家庭的纠纷。
2016年，加里的父亲特伦斯·帕门（Terence Parman）立下遗嘱。当时家中共有五个子女：加里、马克（Mark Parman）、杰奎琳（Jacqueline Parman）、杰玛（Gemma Parman）以及特蕾西·帕门（Tracey Parman）。然而，这份遗嘱几乎将大多数子女排除在外。
特伦斯决定把自己在伦敦东部斯特拉特福德教堂街（Church Street, Stratford, East London）价值约44万英镑的房产，以及全部剩余现金资产，留给女儿特蕾西和她的女儿佩奇·帕门（Paige Parman）。
除了几件“几乎没有价值的动产”外，其余四名子女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经济上的继承权。
当时，特伦斯仍然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他在莫里森超市（Morrisons）做购物车整理工作，每周五天清晨上班，一直持续到2019年6月。辩方律师后来在法庭上表示，他独立管理财务，清楚自己的资产状况，也记得每个孩子的姓名、出生日期、住址以及他们子女的大致情况。
2020年，特伦斯被诊断出患有痴呆症，但家人称，他直到2017或2018年才出现记忆衰退的迹象。2022年2月，他中风。同年5月，特伦斯去世，享年83岁，遗产总额为451,840英镑。
父亲去世后，这份遗嘱引发了一场家庭纷争。
加里把事情告上法院
现年65岁、居住在诺福克（Norfolk）的加里决定走上法庭。他在伦敦中央郡法院（Central London County Court）代表自己出庭，质疑2016年遗嘱的合法性。
他请求西蒙·蒙蒂法官（Judge Simon Monty）宣布遗嘱无效，理由是父亲在立遗嘱时“精神混乱”，缺乏法律所要求的“遗嘱能力”，也未真正“知晓并批准”遗嘱内容。
加里声称，父亲在立遗嘱时已出现“确凿的认知与渐进性障碍”，对家庭关系和自身财产范围极度困惑。他还指控特蕾西在父亲晚年“洗劫”其银行账户，导致资金异常流失。不过，他也表示：“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仍然爱她。”
此外，他指出，遗嘱没有为一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孙子作出任何安排，而这名孙子在他看来一直深受祖父疼爱。他还提到，兄弟马克曾与父亲同住，遗嘱的安排一度令其面临无家可归的风险。
然而，特蕾西与佩奇坚决否认所有指控。
在庭审中，特蕾西表示，父亲在立遗嘱时头脑清晰，思维独立。她每天都会探望父亲三小时，陪他购物和社交。她否认挪用资金，只承认曾用父亲的银行卡为他购买日常必需品。
佩奇也作证称，祖父是一位热衷赛马的老人，喜欢观看经典电影，偶尔会进行最高3英镑的小额投注。她说，直到生命最后阶段前不久，祖父仍然能够独立照顾自己。
辩方律师汤姆·高斯林（Tom Gosling）强调，特伦斯在2016年启动遗嘱起草程序时，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参与，完全独立完成。精神科专家的证词也支持这一点，认为他当时精神状态正常。律师指出，遗嘱是死者“深思熟虑和独立思考的结果”，并不存在被操控的证据。
在庭上，蒙蒂法官总结加里的指控时说：“你认为账户里的钱不见了，是特蕾西和佩奇——或者只是特蕾西——拿走了，是这样吗？”
面对兄长的质问，特蕾西坚定回应：“我不同意父亲有意识混乱的情况。他直到2022年2月中风前都独立生活。”
案件的裁决结果，仍有待法院日后宣布。
丽莎评论
按照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来看，加里挑战的是2016年遗嘱的“有效性”，核心争点包括：父亲是否具备“遗嘱能力”（testamentary capacity），以及是否真正“知晓并批准”遗嘱内容。
这类案件的法律标准主要来源于经典判例 Banks v Goodfellow 以及成文法Wills Act 1837。根据判例标准，立遗嘱人必须在签署时理解自己正在立遗嘱、理解自己财产的大致范围、知道哪些人可能对其遗产有合理期待，并且不受精神疾病或妄想影响。关键在于“当时”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后来是否患病。
结合本案事实来看，特伦斯在2016年立遗嘱，而痴呆症诊断出现在2020年。英国法院一贯强调，后来出现认知障碍，并不自动推翻此前的遗嘱。除非加里能够提供有力的医疗证据，证明父亲在2016年已经严重认知受损，否则很难推翻遗嘱能力。如果如辩方所说，有精神科专家支持当时精神状态正常，再加上他仍能独立工作和管理财务，这对挑战方极为不利。
在举证责任上，一旦遗嘱形式上符合法律要求，法院通常会推定其有效，除非有充分证据动摇这种推定。
至于“未获知情批准”或“不当影响”的主张，在英格兰的证明门槛也非常高。家庭成员关系亲近、甚至在晚年协助财务管理，并不当然构成不当影响。法院要求证明的是“强迫”，而不仅仅是劝说或建议。如果没有明确证据显示特蕾西操控遗嘱内容，单凭怀疑或家庭矛盾，很难成功。因此，从现有公开信息推测，维持遗嘱有效的可能性明显更大。
当然，即便遗嘱有效，加里理论上还可以依据Inheritance (Provision for Family and Dependants) Act 1975 申请“合理供养”裁定。这条法律允许某些家庭成员在未获得合理经济安排时请求法院干预。不过，成年且经济独立的子女在这类申请中的成功率并不高，法院通常更关注经济依赖关系和实际生活需要，而不是情感上的“公平”。
综合来看，我们猜测——如果没有新的关键证据出现，法院大概率会维持遗嘱有效，特蕾西和佩奇胜诉的可能性更高。这类案件往往耗时漫长、费用高昂，最终即便胜诉，家庭关系也已难以修复。
本案再次提醒大家，要避免这样的家族纠纷。第一，立遗嘱时尽量由独立律师起草，并保留详细的会议记录，必要时附上医生出具的能力证明。
第二，如果决定明显偏离“平均分配”，可以在遗嘱中附上一封解释信（letter of wishes），说明理由，以减少日后争议。
第三，尽早与家人沟通核心安排，哪怕不能达成一致，也能降低突发冲突的风险。第四，定期更新遗嘱，尤其是在健康状况或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清晰的法律程序、充分的书面记录和适度的家庭沟通，往往是防止亲人走上法庭的最好方式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遇到与家庭法相关的任何问题，可进一步联系丽莎律师行，我们的家庭法律师可以提供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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