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女继承60万镑，弟弟妹妹仅有250镑！父亲遗嘱“有猫腻”？

英国，家庭因遗产分配不公而产生争议并不罕见，还经常闹到法院。但今天这起案件的“不公平”程度却格外引人注意。父亲去世后，遗嘱中将价值60万英镑的遗产权全部留给长女，而小女儿和儿子却各自只得到250英镑。

这样的巨大差距，让人不禁要问：这真的是父亲的真实意愿吗？还是有人在背后动了手脚？在这个案例中，小女儿将姐姐告上法庭，认为遗嘱的背后存在“猫腻”！

父亲重病立遗嘱两子女只能拿250英镑

拉克什米坎特·帕特尔（Laxmikant Patel）来自乌干达（Uganda），他与妻子沙尔达本（Shardaben）在20世纪70年代初移民到了英国。当时，他在英国达格纳姆（Dagenham）的福特汽车厂（Ford plant）轮班工作，妻子沙尔达则自己经营一家报刊亭。

靠着多年的打拼，夫妇给孩子们创造了比较安逸和舒适的经济条件。

哈罗剑桥路上的帕特尔大厦

（图片来源每日邮报遗产中所涉及的房产）

两人一直也都非常淳朴信仰虔诚，他们每天都会到伦敦北部尼斯登（Neasden）的斯瓦米纳拉扬神庙（Swaminarayan Temple），他们终生为寺庙捐献约18万英镑。

2021年10月，拉克什米坎特去世，享年85岁。根据资料显示，他在2021年立了一份遗嘱，将自己位于英国哈罗（Harrow）剑桥路（Cambridge Road）的一栋价值60万英镑房产全部留给长女安珠·帕特尔（Anju Patel），并仅给小女儿巴韦内塔·斯图尔特-布朗（Bhavenetta Stewart-Brown）和儿子皮尤什·帕特尔（Piyush Patel）各250英镑。

显然易见，这样的遗产安排让他的小女儿巴韦内塔感到非常不爽！

然而，姐姐安珠表示，父亲之所以制定这样的安排是他认为——两名子女“只觊觎财产”，并抱怨皮尤什“控制欲极强”、巴韦内塔“脾气暴躁”。

不过，巴韦内塔有着另外的说法。原来，父亲在2018年和2019年的时候立下完全不一样的遗嘱。在两份遗嘱中，拉克什米坎特基本是“一视同仁”的。他曾计划将5万英镑留给安珠，其余财产以33%的比例分给三个子女，另有1%留给由安珠管理的慈善信托基金。

所以，巴韦内塔和弟弟质疑2021年遗嘱的合法性。于是，他们向法院提出了诉讼。

立遗嘱过程被指“疑点重重”

在法院里，巴韦内塔和弟弟称，在2019年之前，安珠对父亲的事情根本就不搭理。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份遗嘱改变了她的想法。总之，从2019年开始，安珠对父亲事务“愈发插手”，逐渐“控制与父亲的接触”。

但安珠否认此事，坚持她与父母“始终亲密”。她坚称，拉克什米坎特曾经抱怨，巴韦内塔和皮尤什没有对他表现出“真正的爱”，两人只是想要钱。

“是两人的一些行为才促使父亲做出这样极端的决定。我问父亲为什么还要留给他们东西时，他曾经回答说：‘他们没有尽到子女责任，但作为父亲，我没有忘记他们。’所以，他才象征性留下250英镑表示父爱。”

不过，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怀疑。

据了解，2021年8月，身患绝症、身体虚弱的拉克什米坎特住进伦敦诺斯威克医院（Northwick Park Hospital）。在严格的新冠疫情探视限制下，他在起草这一份新遗嘱的时候，仅由一名“陌生人”维杰坎特·帕特尔（Vijaykant Patel）陪同和协助起草。据说，这位“陌生人”当时只是到医院探望父亲，父亲“顺便”请他在那里帮忙准备遗嘱文件的。

更让人怀疑的是，巴韦内塔发现，这位“陌生人”维杰坎特其实和姐姐安珠是认识的，他们经常去哈瑞奎师那神庙。所以，他们非常怀疑这位陌生人是受到了姐姐的委托，操控了父亲立的遗嘱。

巴韦内塔的律师团队指出，维杰坎特与死者的关系不明，其介入让遗嘱“极不寻常”；而且拉克什米坎特英文水平有限，“不可能完全理解文件”。此外，2018年和2019年的遗嘱均强调公平分配，因此2021年的极端变动毫无逻辑。

法官调查：见证笔迹不一致、执行程序不符合要求

各方都有理，但是法院必须看到证据。

在听取以及审查双方证据后，高等法院副主事官杰森·雷伯恩（Jason Reeburn）指出，2021年遗嘱在执行上确实存在重大问题：

两位声称使用同一支笔，但文件显示签名明显来自不同书写工具
见证人未能证明签署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现场
拉克什米坎特未使用专业律师服务，而是依赖与安珠相识的维杰坎特
立遗嘱时其病情严重，理解能力成疑

雷伯恩法官形容遗嘱的起草和执行“非常可疑——极其可疑”。

法官指出，提出遗嘱的一方“未能证明死者知悉并认可遗嘱内容”。最终裁定：2021年遗嘱无效、恢复2019年遗嘱三名子女、重新按大致相等比例继承遗产。

这意味着，原本仅获250英镑的巴韦内塔和皮尤什，将重新分享60万英镑房产及其余财产。

丽莎评论

本案再次提醒公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撰写一份专业并符合法律要求的遗嘱至关重要。根据当地法律，在一定情况下，遗嘱的受益人或潜在继承人可以向法院挑战遗嘱的有效性。常见的质疑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情形：

首先是遗嘱执行程序不合法（lack of due execution）。例如见证人没有同时在场、未见到立遗嘱人（testator）签字、签字笔迹前后不一致（本案就出现了类似情况），或遗嘱未遵守《Wills Act 1837》的基本形式要求。程序瑕疵往往是法院最直接、最容易着手审查的瑕疵。

其次是立遗嘱人不具备精神能力（lack of testamentary capacity）。法院会根据著名的Banks v Goodfellow案例标准判断立遗嘱人是否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了解自己的资产，以及是否理解决定的后果。若其当时患有痴呆、严重疾病影响判断、因药物导致意识不清或精神状态不稳，遗嘱都有被撤销的风险。

第三类是不正当影响（undue influence），例如家庭成员限制探视、干预立遗嘱人与外界的联系、在医院病床上施压，或形成“孤立—控制”的模式。此类案件较难证明，但一旦成立，遗嘱将被视为非出自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第四类是缺乏对遗嘱内容的理解与认可（lack of knowledge and approval）。包括立遗嘱人英文水平有限、不理解文件内容，或文件由他人准备但未解释给当事人，甚至当事人没有真正阅读。法院会要求证明立遗嘱人确实理解并同意文件条款。

第五类是欺诈或伪造（fraud / forgery），例如仿造签名、篡改文件、冒充遗嘱指示或伪造笔记。这是最严重的指控，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The Inheritance (Provision for Family and Dependants) Act 1975》，某些家庭成员若认为遗嘱未提供合理的经济供养，即使遗嘱程序完全合法，也可以申请重新分配遗产。申请者包括配偶、前配偶、同居伴侣、子女或其他受抚养的成年人。

回到本案，由于外人无法完全判断当事人之间的事实真相，无法断定谁的说法更准确。比如说，我们确实不知道当事人在立遗嘱的时候真的被姐姐误导或操控了。但从遗嘱执行的程序上来看，确实存在多处不符合法律要求之处，因此法院对于遗嘱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也属合理。本案再次说明，如果想确保遗产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来分配，合法的程序与充分的证据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