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去世后留下的财产,往往是兄弟姐妹之间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地方,尤其是在分配比例明显失衡、却又没有被明确说清的情况下。
英国一名建筑工人加里·麦克杜格尔(Gary MacDougall)近日将亲妹妹桑德拉·托马斯(Sandra Thomas)及其丈夫劳埃德·托马斯(Lloyd Thomas)告上高等法院,指控两人在母亲年老失智期间侵吞其财产、挥霍巨额遗产,最终让他“几乎一无所有”。
母亲的第一份遗嘱很公平
根据媒体称,案件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麦克杜格尔家族非常有钱,他们的财富来源于父亲亚历山大·麦克杜格尔(Alexander MacDougall)在伦敦西部(West London)阿克顿(Acton)和伊灵(Ealing)一带积累的大量房地产投资。这些房产经过翻新后出租,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原告加里·麦克杜格尔(Gary MacDougall)是一名建筑工人兼承包商。他称,多年来自己通过公司免费为家族房产提供维护和修缮服务,为家族财富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父母也多次向他表示,兄妹二人将来会获得大致相等的继承份额。
2002年,加里的父亲入住养老。2008年父亲去世后,母亲珍妮·麦克杜格尔(Jeanne MacDougall)立下了一份遗嘱。
根据这份遗嘱安排:
- 加里及其家人将继承:
- Avenue Crescent和Berrymead Gardens
- 女儿桑德拉及其丈夫将继承:
- 母亲银行账户中的大部分现金
- Stuart Road和Avenue Gardens两处房产
在加里看来,这份遗嘱体现了父母此前承诺的“公平分配”。可没想到的是,2011年,珍妮·麦克杜格尔再次立下新遗嘱。
2011年:遗嘱突变,儿子几乎被剥夺继承权
这一次,她将四处房产全部留给女儿和女婿,并继续将绝大部分现金资产一并交由他们继承。加里和妹妹只会平分一小部分剩余遗产——但由于管理费用,这笔钱“可能一文不值”。
加里称,他对这份遗嘱的存在毫不知情,并坚信母亲当时已年老体弱、依赖妹妹一家生活,极可能受到不正当影响。
2012年起,桑德拉和劳埃德依据授权委托书(power of attorney),开始全面管理母亲的财务。
加里随后发现,在2012年至2020年母亲去世前的8年间,超过215万英镑从母亲账户中被支出,而其中只有约46万英镑可以被解释为母亲本人的合理开销。
律师在法庭文件中列举了多项消费,包括:
- 在伦敦(London)The Ivy餐厅频繁用餐
- 牛津街(Oxford Street)购物
- 西班牙(Spain)度假与机票费用
- 向捷豹汽车(Jaguar)支付 3 万英镑
- 在伦敦萨沃伊酒店(The Savoy Hotel)为外孙女举办五星级婚礼
仅2017年一年,母亲账户的支出就高达36万英镑,借记卡几乎每天都在使用。除了现金支出,几处关键房产也在母亲生前被移出遗产范围:
- 一处房产以90万英镑售出
- 位于伦敦西部的Avenue Crescent房产被直接赠与妹妹和妹夫——加里估值170万英镑;妹妹则称不足100万英镑。
- 此外,Avenue Gardens房产的租赁权,也被以40万英镑(低于市场价61.5万英镑)转让给了妹妹的女儿。
交由法院来处理,母亲健康状况成焦点
加里在诉讼中称,母亲在2011年至2020年间患上由阿尔茨海默病引发的痴呆症,病情逐渐恶化,难以识别亲人,也无法独立处理事务。
他表示,在这一时期:母亲先与妹妹一家同住,后被送入养老院。在财务与遗嘱相关事务中,妹妹夫妇始终在场并参与。律师认为,这构成了一种系统性行为模式,目的在于将遗产逐步转移至被告一家名下。
面对指控,桑德拉和劳埃德否认存在恶意行为。他们承认在管理授权委托书时“超越了权限”,但称这是出于误解,且始终相信自己是在按照母亲
的真实意愿行事包括:生前提前赠与资产以降低遗产税。
他们强调,即便按2008年遗嘱执行,这些银行账户中的钱最终仍会归女儿所有。对于2011年遗嘱,被告律师坚称:
- 当时母亲未被诊断出痴呆症
- 立遗嘱时精神状况良好
- 被告未参与遗嘱订立过程
律师还指出,母亲与女儿关系亲密,而与儿子的关系则长期紧张、争执不断。自2002年丈夫入住养老院后,照顾母亲的主要是女儿和女婿。
目前,加里·麦克杜格尔已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宣布2011年遗嘱无;恢复2008年遗嘱;追回超过200万英镑的现金及资产。
案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开庭审理,法院将重点审查:
- 遗嘱的有效性
- 生前财产交易是否合法
- 母亲在关键时期的精神状态
丽莎评论
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这类遗产纠纷的裁判核心,并不是“分配是否公平”,而是相关决定是否在合法、独立、具备判断能力的情况下作出。对加里而言,想要提高胜算,可能需要在三方面建立清晰、连贯的证据链。
首先,是2011年遗嘱的有效性。法院通常推定遗嘱有效,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立遗嘱人在当时不具备立遗嘱能力,或遗嘱并非其真实自由意志。加里若要推翻该遗嘱,需要拿出接近2011 年的医疗记录、护理评估或专家意见,证明其母亲当时已出现明显认知障碍;同时,还需证明遗嘱的订立过程存在异常,例如在高度依赖女儿夫妇照料的情况下完成,却缺乏独立法律意见。
其次,是生前大额支出和房产处置是否合法。这一部分往往比推翻遗嘱更容易成功。根据法律,授权委托书的持有人只能为被授权人的利益行事,不得为自己或家人谋利。如果加里能够证明,母亲账户中的大量资金被用于女儿一家消费、婚礼、度假或购车,而母亲本人并未从中受益,法院即便认可遗嘱,也可能认定存在财务滥用,要求相关款项返还遗产。
第三,是母亲在关键时期的精神状态。这一问题贯穿全案,直接影响遗嘱、赠与和账户支出的合法性。法院更关注长期模式,而非单一事件。如果证据显示,母亲在多年间逐步丧失处理财务和重大事务的能力,并几乎完全依赖被告管理其生活和金钱,那么相关交易被撤销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加。
总体来看,加里完全推翻遗嘱的难度较高,但在追回不当支出、撤销部分房产交易方面,若证据充分,胜算相对更大。即便最终遗嘱被认定有效,被告也未必能保住所有已支出的财产。
本案再次给大家提醒,这类纠纷往往源于“安排不清”和“过程不透明”。要避免家庭成员对簿公堂,关键在于:提前立下清晰遗嘱、在高龄或健康下滑时接受独立法律和医疗评估、严格区分个人财务与受托人财务、避免由单一子女长期独立掌控资产。很多争议并非因为钱多,而是因为缺乏清楚、可被事后核查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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