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差距19年同居：丈夫留下500万镑遗产，女子喊不公平！

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如果一个人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其遗产将按照法定继承规则（intestacy rules）进行分配，配偶通常会优先获得一定份额。但如果存在有效遗嘱，原则上立遗嘱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遗产。不过，这种“遗嘱自由”并非绝对。在特定情况下，法律允许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向法院申请调整遗产分配，以获得“合理的经济供养”。

因此，在英格兰及威尔士，遗产分配问题往往并非单纯取决于遗嘱内容，而是需要结合具体家庭关系与经济结构进行个案判断。

今天，丽莎将介绍一个真实案例：Thirsk v Thirsk and others [2026] EWHC 1501 (Ch)。在该案中，妻子认为丈夫在遗嘱中给予的安排并未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合理经济供养”，因此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最终会如何在“遗嘱自由”与“配偶保护”之间进行平衡？

故事背景

2002年，Sarah与Henry相识恋爱，并在第二年开始共同生活。彼时，Sarah年仅二十出头，而Henry已经步入中年，并拥有相当丰厚的家族财富。

两人在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维持稳定关系，并最终于2021年3月30日正式结婚。

然而，这段迟来的婚姻仅持续约13个月。2022年4月，Henry因意外不幸去世。

从法律形式上看，这是一段持续时间极短的婚姻；但从实际生活角度而言，双方自2003年起便共同生活，直至Henry去世，两人的伴侣关系已持续接近19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双方开始交往之前，Henry已经建立起规模可观且持续增值的财富体系。其财富主要来源于1984年继承自父亲的大量农地及家族农业企业。

随着当地规划政策变化及土地开发机会增加，Henry通过出售、开发和再投资土地资产，逐步建立起涵盖农业、地产开发及酒店经营在内的庞大商业版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Sarah在与Henry开始共同生活时尚未满25岁。共同生活后不久，她辞去了旅游顾问的工作，并在此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未再从事全职职业，而是主要承担家庭生活中的支持与照顾角色。

在去世前不久，Henry于2022年2月订立遗嘱。根据该遗嘱，Sarah可以获得：

500万英镑现金遗赠;
两辆汽车；
夫妻住宅Glebe Farm 的终身居住权益（life interest）。

然而，该终身权益并非绝对所有权，而是附带限制条件。例如，Sarah如再婚或与他人同居，其居住权可能终止。Sarah认为，这样的安排未能为其提供《Inheritance (Provision for Family and Dependants) Act 1975》所要求的“合理经济供养”（reasonable financial provision）。

因此，她依据1975年法案向法院提起申请，请求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安排。

法院要看什么呢？

对于双方的情况，法院拒绝将其视为“一年婚姻”。法官明确表示：应将婚姻视为一段持续约19年的稳定关系的一部分。

随后，当本案进入争议核心后，法院并未仅停留在“遗嘱是否公平”这一直觉判断层面，而是围绕《1975年遗产供养法》确立的法律框架展开分析，并重点处理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是否构成“合理经济供养”（reasonable financial provision）

对于配偶申请人，法院需要判断的不只是最低生活保障，而是如果婚姻关系以离婚而非死亡结束，申请人原本可能获得的合理经济结果。因此，本案的分析起点并非遗嘱内容，而是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这段关系以离婚结束，Sarah可能获得多少财产分配？这一问题直接将案件从“继承法”推向“离婚财产分割”的分析路径。

第二、婚姻财产化（matrimonialisation）的程度

法院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在长达近19年的共同生活中，Henry婚前及继承取得的大量资产，是否已经在事实层面转化为“婚姻财产”。法官特别关注以下因素：

财富虽然源于继承，但在关系期间被持续出售、重组与再投资；
土地开发项目（包括Groves Farm及周边区域）产生了巨额增值；
收益不断被投入酒店、农场及新土地购置；
家庭生活与商业结构高度交织。

基于此，法院认定：关系期间形成或增值的资产约为约2036万英镑。

其中相当比例已不再能简单视为“婚前或继承财产”，而是已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发生了婚姻财产化（matrimonialisation）。法院进一步估算：约50%至66%的该部分资产应被视为婚姻财产。

第三、申请人的合理需求（needs）

除了“分享原则”之外，法院同时考察了Sarah未来的生活需求。证据显示，在婚姻后期，两人的生活方式极为奢华，年支出包括：

高额射击活动费用；
多次长途旅行；
多辆豪车及飞机使用与维护；
高水平日常消费。

尽管部分具体金额存在争议，法院仍接受一个核心事实：双方在关系后期形成了非常高水平的生活标准。法院据此认定，Sarah的合理年生活需求约为275,000英镑，并以约30年寿命周期进行资本化计算，得出约600万英镑的需求总额。

法院的结论与裁判结果

因此，在综合考虑“分享原则”与“需求原则”后，法院认为：

遗嘱虽提供5,000,000英镑现金遗赠；
并给予车辆及终身居住权；
但该居住权附带再婚或同居即失效的限制；
且未提供对长期婚姻关系应有的完整经济保障。

法院明确指出，这种限制性安排在一段持续近20年的关系背景下：“entirely unreasonable”（完全不合理）。

因此，法院接受第一被告提出的开放和解方案（open offer），认定其构成合理经济供养。最终Sarah获得：

5,000,000英镑现金遗赠；
约517,000英镑利息；
Glebe Farm及相关土地的绝对所有权（价值约2,440,000英镑）；
两辆汽车及其他动产。

整体价值约为：8,000,000英镑左右。法院认为，该结果既反映了长期共同生活中的财富积累现实，也符合《1975年法案》对配偶“合理经济供养”的要求。

丽莎评论

本案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最终裁量金额，而在于法院清晰展示了一条在配偶继承争议中的分析路径。在《1975年遗产供养法》框架下，法院可能依次采取以下方法：

将长期同居关系在实质上作为整体婚姻关系进行评价；
引入离婚法中的“分享原则”（sharing principle）作为参照；
审查继承或婚前财富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是否已发生 matrimonialisation（婚姻财产化）；
最后以“需求原则”（needs）作为最低保障进行校准。

这一分析结构使得《1975年遗产供养法》下的配偶索赔案件，在方法论上越来越接近离婚财产分割的结构化模型。

本案同时再次强调，在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体系下，配偶（spouse）享有最强的遗产供养保护地位。在《1975年遗产供养法》的框架内，遗嘱自由并非绝对，而是受到“合理经济供养”标准的法定限制。因此，在配偶未获得合理经济供养的情况下，法律赋予其申请法院介入遗产分配的权利，该机制本质上是对遗嘱自由与家庭经济正义之间的平衡安排。

另一方面，从规划角度来看，如果希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来配偶索赔风险，实践中通常依赖以下工具组合：婚前协议和婚后协议。

此类协议虽不具有自动强制执行力，但在满足充分披露、独立法律建议及无胁迫等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在相关争议中通常会给予较高权重考量。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遇到与家庭法相关的任何问题，可进一步联系丽莎律师行，我们的家庭法律师可以提供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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