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人工智能）如今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AI的使用的确在各个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生活的便利度，甚至成为不少人的日常陪伴者。

然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对父母的遭遇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当事人马特·雷恩和玛丽亚·雷恩失去了年仅16岁的儿子亚当，而他们认为，这场悲剧与人工智能AI——ChatGPT有关，并将开发它的OpenAI告上法庭。

那么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AI真的能成为“鼓励”他人自杀的工具？很多人不禁会问道：AI的边界在哪里？

一位16岁少年的悲剧：从学习助手到“最亲密的知己”

故事要从2024年9月开始，亚当起初只是把ChatGPT当成学习工具，用来写作业、查资料，帮助他完成学业；同时，也会和ChatGPT聊聊音乐和日本漫画。

但渐渐地，他不再只是把它当作搜索引擎，而是把它当作“知己”，不仅会有日常的聊天，还会一起讨论未来他在大学里应该学些什么。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在与AI的交流中，亚当似乎认为ChatGPT是自己的“知己”。他开始向ChatGPT倾诉了自己的焦虑和心理困扰。

到了2025年1月，他甚至开始与ChatGPT讨论自杀的方法。

家属披露的聊天记录显示，他最后向ChatGPT写下了自己的计划，而AI的回复却是：“谢谢你对我坦诚相告。你不用粉饰太平——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不会视而不见。”

而就在那一天，玛丽亚·雷恩发现了儿子的遗体。

父母的指控：这是可以预见的悲剧

雷恩夫妇的指控直指OpenAI的产品设计。

在他们看来：ChatGPT与儿子的互动并非单纯的意外，而是“可预见的结果”：

其一，OpenAI的设计刻意使AI能够与用户建立情感连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心理依赖；

其二，公司在推出新版本GPT-4o时，忽视了充分的安全测试；

其三，系统在识别到危机信号后，依旧选择了“继续陪伴”而非“立即劝阻或终止”。

雷恩夫妇的指控理由并无道理，但自己孩子的生命已经逝去，他们要求OpenAI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在美国发生的诉讼中，除了OpenAI公司本身，还将联合创始人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以及若干不具名的工程师、管理人员列为被告。

有相关适用的法律吗？OpenAI是否应该负责？

虽然本案发生在美国，但丽莎还是想从英国法律的角度出发，来和大家探讨这一案件背后可能适用的法律。

由于没有具有针对性的立法，因此涉及的法律问题相对复杂：

1. 注意义务（Duty of Care）

在英国法律下，关键问题是企业是否对用户负有注意义务。法院会考虑“可预见性”（foreseeability），比如AI公司是否能够预见到青少年会使用产品倾诉心理问题，以及“接近性”（proximity）——公司与用户之间是否存在足够紧密的关系。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注意义务就可能成立。

2. 过失（Negligence）与因果关系

要认定过失，还需证明AI的回应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英国法院在处理自杀相关案件时通常比较谨慎，因为自杀行为可能包含多重因素。但如果能证明AI在危急时刻未履行应有的劝阻或干预义务，因果关系或许能够成立。

3. 产品责任（Product Liability）

根据《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987），若产品存在“缺陷”，导致用户受到伤害，制造商可能要承担责任。问题在于，AI的“对话回应”能否被视为产品缺陷？如果它在面对自杀言论时没有触发强制干预机制，这是否等同于设计缺陷？这将是法庭裁决的重中之重。

4. 未成年人保护

在英国，《2004年儿童法》（Children Act 2004）强调各方都有保护儿童安全的义务。如果AI产品知道或应当知道用户是未成年人，却仍然提供危险的互动，这可能会触及儿童保护领域的法律风险。

那么，是否有过类似有争议的案例？

在英国，类似的法律争议并非没有先例。在Selwood v Durham County Council (2012)一案中，一名社工在工作中受到精神病患者袭击。

法院认为，虽然自杀或袭击行为有其复杂性，但当被告能够“合理预见”到风险时，就应当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这个判例表明，英国法院愿意在涉及心理健康和自伤风险的案件中，认定机构负有更高的保护义务。

如果将这一逻辑套用到AI场景下，可以推导出类似的结论：当AI公司能够预见到用户可能处于心理危机，就有责任在系统中设计强有力的安全机制，否则可能要承担责任。

当前英国对AI的法律监管能否避免悲剧发生？

英国政府目前对AI的态度是“暧昧”的，政府不愿施加过多的规则甚至是法律来干预AI的发展。因此，相关法律还处在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

不过，随着AI风险不断显现，英国政府也在积极探索监管，但大多数是以指南、白皮书的方式呈现，比如：

AI监管白皮书（2023）：提出以“安全、透明、公平”为核心的监管原则，强调AI公司需对潜在风险负责；

《2023年在线安全法案》（Online Safety Act 2023）：要求科技公司对未成年用户提供额外保护，避免有害内容对儿童造成影响；

信息监管局（ICO）指南：明确提出在处理儿童数据和交互时，企业需遵守“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未来，不排除英国政府会要求AI对使用者的年龄进行认证，比如目前已经实施的《2023年在线安全法案》已经让一些社交媒体和网站开始对用户年龄进行认证。

除此之外，也不排除英国政府会要求AI在识别到自杀或自残言论时，必须立即推送危机干预信息，甚至中止对话。这或许会成为AI合规的新底线。

丽莎小结：AI的边界在哪？

AI的确能够解决我们日常中的很多问题，甚至能够作为一种陪伴，但它在关键时刻是否敢于“坚决说不”？

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不少人会发现，AI的回答有时并非准确，假若进行指正，他会立即跟随提问者的思路进行回答；甚至若是提出错误的观点，它也能“照单全收”，还能够进一步“发散”。

看似始终“顺从”和“迎合”的AI，这时或许已经丧失了真正的逻辑和底线。这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在这一方面，的确需要立法的约束和产品底层逻辑的限制。事发后，OpenAI的发言人的确表示：公司正在开发相关工具，以更有效地检测和应对遭受精神或情绪困扰的用户。

除此之外，丽莎还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法律法规的存在的确会限制AI的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AI的理解和陪伴无法替代真实的人际支持。对青少年而言，这种“过度迎合”反而可能掩盖危机，让家人和朋友失去干预机会。

好的，今天的文章就到这边，如果您对于文章内容，或者其他英国法律方面，有任何疑问，都欢迎进一步咨询丽莎律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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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粉们周二好！丽莎为大家整理了近期值得关注的英国移民快讯，本篇将涵盖的重点移民讯息有以下：

• 英伊遣返协议初见成效？庇护上诉将经历重大改革！
• 零工经济中的“工作权检查”：小企业的新挑战
• 英移民数据大起底：工签、家庭签走低，但却有一类走高
• 内政部用“AI算法”抓人，遭法律质疑

→英伊遣返协议初见成效？庇护上诉将经历重大改革！

近期，英国政府在移民问题在不断被热议和炒作的情况下，发出了2份公告：一是说明当前的国际合作是有效的，二是要改革英国当前的庇护上诉制度。

首先，在国际层面，英国此前与伊拉克达成新的遣返协议，确立了正式的返送机制，使得在英国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可以更快被遣返。根据协议，伊拉克方面将为返回者提供一定的再融入支持，这表明英国并非单向驱逐，而是尝试在程序合法和人道考量之间取得平衡。根据最新数据，来自伊拉克非法入境人数已从去年同期的2,600人降至1,900人，说明前期的国际合作已经初见成效。

其次，在国内层面，庇护上诉制度正经历几十年来最重要的改革。现有的上诉机制由法院主导，但案件积压严重。目前一审法院仍有超过10万宗案件等待处理，其中庇护相关上诉就占了约5万宗，平均等待时间已超过一年。这导致大量申请人长期停留在临时住宿中，增加财政负担。新的独立裁决机构将由受过专业训练的裁决员组成，并享有法定权限，能够优先处理涉及住宿支持者和外国刑事犯的上诉。同时，法律明确设定24周的处理时限，这意味着上诉不再是一个无限期拖延的过程，而是被纳入可预期的司法框架。

除此之外，政府正在扩大“先遣返、后上诉”的做法，使得部分国家的申请人必须先被送回，再在原籍国提出法律挑战。这在法律层面上，强化了英国主权对边境控制的优先权。

这两条公告更像是一种“邀功”的表现，在反移民浪潮的当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告自己做了哪些“好事”，但实际上，如果不能完全解决民众所关心的问题，这种数字再好看，也无法俘获民心。

→零工经济中的“工作权检查”：小企业的新挑战

英国政府计划要求雇主对“零时工”进行工作权检查，此举看似是为了打击非法打工、保护守法企业，但对小型公司来说，却可能带来巨大的困惑和法律风险。

根据拟议中的新规，雇主若未能识别出无合法身份，无工作权利的从业人员，最高可面临每人6万英镑的罚款，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企业被关闭、董事遭到取消资格，或者面临最高5年的刑事处罚。对于资金有限的小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沉重压力。

虽然法律条文把检查说得很“简单”，但实际操作并不容易。研究显示，80%的雇主可能无法完全合规，很多人误以为驾驶执照、水电费账单或银行账单足以证明工作权，但实际上这些文件并不合格。特别是建筑业、美容行业以及依赖“零时工”的公司，合规意识普遍较低，更容易踩“雷区”。

更复杂的问题在于：一旦企业被要求保留、核对“零时工”的资料，可能会模糊他们与这些从业人员之间的法律关系。比如，一些外送平台一直强调送餐员或快递员是“自雇”，以避免承担雇佣义务。但如果公司被迫检查、存档甚至反复核查资料，这种控制程度可能让他们在法律上更接近“雇主”，进而触发带薪休假、保险和社会保险缴纳等责任。

大型平台如Deliveroo、Uber Eats、Just Eat已经提前采取措施，引入人脸识别或设备验证来检查身份，但中小企业并没有这种技术条件。这种缺乏明确指引会让小公司陷入两难：不检查，风险巨大；检查，又可能无意中改变劳动关系。

因此，未来如果该政策落地，小企业必须格外谨慎，丽莎建议广大雇主建立清晰的流程，并保留完整记录。如您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咨询丽莎移民部。

→英移民数据大起底：工签、家庭签走低，但却有一类走高

2025年8月，英国内政部发布了最新“移民统计数据”，发布了截止至2025年6月的英国移民数据，这可谓是英国最新的一份移民数据统计，接下来丽莎带大家简要分析这一报告：

首先是工作签证。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里，英国向主申请人发放了18.3万份工作类签证，比上一年下降了36%。其中“健康与护理类签证”的降幅最为明显——护理人员的签证数量下降了近九成，护士签证也减少了八成。这一趋势与近年来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减少低收入岗位引进有密切关系。虽然临时工签证（如季节性劳工）仍保持在近几年水平，但总体来看，来英国长期工作的渠道正在收紧。

其次是家庭签证。过去几年，配偶及家庭团聚类签证的增长曾一度显著，但在最新一年却出现下滑。最新数据中，家庭签证申请量减少了23%，获批数量也下降了15%。其中，伴侣签证的下降最为突出，同比减少了27%。看来，提升家庭年收入要求的确减缓了家庭类签证的数量。

然而，在工作与家庭签证收紧的同时，有一类移民的人数正在增加——永居（Settlement）。在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里，共有16.3万人获得英国永居，比上一年增长了近五分之一。获得永居的人群中，最多的是此前持有工作类签证的人，占比接近四分之三。

总体来看，英国正在通过收紧前端签证（工作、家庭）来减少新进入口，但同时对已经在英国生活和工作的群体，尤其是在2020年后技术工签“放水”后进入英国的移民来说，他们已经逐步满足时间要求，能够申请永居，这也是为什么永居申请增加的原因。

这种趋势显示出移民政策的“控新稳旧”方向：更严格的准入门槛，配合更稳定的长期居留安排。

→内政部用“AI算法”抓人，遭法律质疑

随着AI的发展，政府公共部门也开始引入更多自动化工具来辅助甚至替代人工决策，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些组织的关注。

根据隐私权倡导组织Privacy International的投诉，内政部目前依赖两种工具——“识别与优先移民案件系统”（IPIC）和“电子监控复审工具”（EMRT）来处理与移民相关的大量个人数据。这些数据可能包括健康、家庭关系，甚至通过GPS设备收集的位置信息。表面上看，算法能够提升效率、减少成本，但实际问题在于：这些程序几乎在“黑箱”状态下运行，当事人既不知道自己的数据被如何处理，也无法判断系统是否公平。

甚至，这一系统会让审核官员倾向于直接接受系统的推荐，而不再进行充分独立的审查。也就是说，一些申请案件可能在无形中被算法主导，从而影响一个人是否被拘留或遣返。

从数据保护法律的角度看，英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2018年数据保护法》都强调透明性与公正性，要求在处理敏感信息时提供明确告知、合理评估和申诉机制。而在现有做法下，许多当事人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更无法确认系统使用了哪些数据、如何影响结果。

事实上，这已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问题。此前内政部因使用GPS脚环长期追踪庇护者位置，被信息专员办公室ICO警告，理由正是缺乏对隐私和弱势群体的充分保护。

对于普通人而言，这背后的关键点在于：当政府依赖算法和人工智能作出涉及个人自由与身份的重大决定时，是否还有足够的监督？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关乎法律保障与基本权利。

好了，本期的《丽莎移民快讯》就到这里。如果您对于文章内容，或者其他英国法律方面，有任何疑问，都欢迎进一步咨询丽莎律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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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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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因为财产闹矛盾，其实挺常见的。但有时候，事情的起因并不是贪心，而是误会——甚至是担心一个家人会被骗。在英国，一位信奉“精神导师”、生活方式比较特别的瑜伽老师，卷入了一场价值超过330万英镑的家族遗产纷争。

结果她不仅没拿到应得的钱，还被法院禁止靠近自己的母亲。但其实，她的家人并不是想把她排除在外，而是怕她在外面被骗钱。

故事背景

吉纳维芙·奥里尔（Genevieve Oriel），又名“海拉”（Hayla），是一位具有嬉皮士风格的瑜伽教师，现年57岁。她来自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其家族财富主要由祖父在伦敦金融城的职业生涯中积累而成。

多年前，家族将位于英格兰菲特尔顿（Fittleton）的一座17世纪庄园以332.5万英镑的价格出售。根据母亲希尔达·蒙塞尔（Hilda Maunsell）的最初安排，出售所得应由四个子女平均分配。

一名嬉皮士因使用“精神导师”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价值 300 万英镑的庄园宅邸的纠纷（如图），她被禁止接近她的母亲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其他三位兄弟姐妹直接获得了相应份额，海拉的那部分资金却被转入了一个家庭信托基金。也就是说，还不能直接获得资金。

据悉，家人并非有意将她排除在外，而是出于担忧——担心她可能会将这笔钱用于其长期信奉的精神导师托尼·萨马拉（Tony Samara）相关的活动。

吉纳维芙·“海拉”·奥里尔 (如图) 与她的母亲希尔达·蒙塞尔 (Hilda Maunsell) (93 岁) 发生争执，原因是他们 17 世纪的家族住宅被以高价出售，所得款项被四个孩子瓜分。

托尼·萨马拉是一位自称“精神导师”的人士，为信众提供冥想、禁食和自我探索课程。海拉对此深信不疑，不断在他身上投入金钱，并称他的教学“令人惊叹”，还承认其指导已经成为她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正是这种对导师的高度依赖与金钱支出，让家人对她的财务判断能力产生了疑虑，并因此决定将她的继承份额置于信托之中，以确保这笔钱的合理使用。

家庭关系恶化与法庭裁定

对继承安排的不满让海拉与母亲的关系迅速恶化。

她多次前往母亲的住所，包括敲窗、敲门、发送邮件、打电话，甚至出现在母亲可能出现的公共场所。最终，这些行为让93岁的蒙塞尔女士身心俱疲，一度被迫前往邻居家避难。

2025年6月，此案在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检察官表示，海拉在2020年2月至2021年3月期间对母亲实施了非暴力骚扰。

最终，法院随即发出为期五年的限制令，禁止她前往母亲的住所。不过，检方也指出，蒙塞尔女士并不希望与女儿永远断绝关系，仍希望未来能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保持联系，并有机会实现和解。

奥里尔女士的导师，长发的萨马拉先生（如图所示，这是奥里尔女士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关于他在哥斯达黎加 40 天禁食讲座的帖子），60 岁，自称是“一位神秘的精神导师”

精神导师的回应

据了解，海拉的辩护律师指出，她患有焦虑、抑郁和眩晕症，并强调，“骚扰罪名不应被用来刑事化家庭内部的矛盾”。海拉本人也表达了希望修复与母亲关系的意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庭成员表示，海拉是个善良的人，但家人确实担心她会继续将大量金钱用于萨马拉身上。她需要明白的是，家人设立信托，是为了她自身的利益。

面对外界质疑，托尼·萨马拉回应称：“海拉在二十多年里支付给我的费用总额不超过1,750英镑，她大部分获得的指导都是免费的。我提供的课程是透明、安全的，从未强制执行40天禁食，该项目是完全自愿的，并需严格监督。”

海拉并没有回应媒体的问题。

丽莎评论

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可以设立保护性信托（Protective Trusts）或全权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s），由受托人根据受益人情况灵活管理资产。也就是说，在本案中，家族通过设立信托基金来保障海拉的利益，并避免其可能的不理性支出，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允许的。

同时，《1997 年骚扰保护法》（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 1997）规定：若某人行为具有持续性，并导致他人产生焦虑或恐惧感，即可能构成违法骚扰。即使行为出自家庭成员，也同样适用。

例如本案中：

多次登门敲门、敲窗

频繁发送电子邮件或拨打电话

在对方常去的场所“偶遇”

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可签发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即便当事人并未被定罪。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第一，继承安排前应做好沟通

在进行任何财产分配前，应与所有受益人充分沟通，并形成书面协议，以避免将来因误解而引发家庭矛盾甚至法律纠纷。

第二，设立信托可作为保护机制

对于有心理健康或行为风险的家庭成员，设立家庭信托是合法且理性的资产保护方式，但建议透明执行、避免造成排斥感。

第三，明确家庭“联系边界”

即使在家庭纠纷中，也应尊重彼此空间和界限。高频、侵扰性的接触可能会被视为骚扰，建议通过律师、调解人等中介进行沟通。

第四，处理家庭冲突优先考虑调解：

英格兰家庭法鼓励使用家庭调解（Family Mediation）解决矛盾，避免将亲情问题诉诸刑事程序。

如果您在家庭继承中遇到任何问题，可进一步联系丽莎律师行，我们的家庭法律团队将为您提供专业建议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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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协议，通常被视为夫妻之间约定财产安排的一种方式，有助于在婚姻破裂时给予双方一定的保障。虽然在英国，婚姻协议并不具备强制的法律效力，但在离婚案件中，法官往往会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然而，婚姻协议并非总是有效。一些情况下，如果协议的签署过程存在问题，它的法律效力可能会被质疑。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起真实的英国判例：PN v SA [2025] EWFC。

案子围绕一对来自中东的夫妻的离婚官司，尽管妻子在协议中同意放弃大部分财产索赔权，但家庭法院最终判决她获得高达2.3078亿英镑的赔偿——这也是英国离婚史上第三高的赔偿金额。

故事背景

H先生与W女士于1999年相识，2003年结婚，育有四个孩子。H先生掌控着庞大的离岸家族财富，身家极为丰厚；而W女士则没有属于自己的资产或独立收入。随着婚姻的推进，W女士在情感、经济和生活上愈发依赖丈夫。

根据法院资料，双方婚姻维持了20年，于2022年8月正式分居。2023年9月，W女士提出经济救济申请，并于2025年3月开始最终庭审。

分居时，两人总财富估计超过15亿英镑。然而至庭审时，这一数字降至约4.6亿至5.4亿英镑之间。

据悉，夫妻双方在婚后曾签署两份协议：一份于2021年完成，由W女士签字确认；另一份则在2023年提出。这两份协议均要求W女士在离婚时放弃大额经济权利。

在诉讼过程中，W女士质疑这些协议的有效性，认为自己并非在自由意志下同意。H先生则提出反诉，请求法院执行双方于2023年4月达成的《2023年和解协议》。

法院如何裁定？

法官认为，该协议“并非一份完整且最终的协议”，并支持W女士的观点。

法院指出，争议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具体的威胁或暴力，而在于一种更为隐蔽的力量：长期积累的情感压力。尽管缺乏明显的胁迫，但控制感始终存在。

负责本案的Knowles法官认为，W女士的自主能力在婚姻中逐渐被削弱。H先生经常质疑她的忠诚，拖延她获得法律咨询的机会，甚至将她和孩子的经济安全，隐晦地与协议签署相绑定。这是一种缓慢侵蚀、让人难以拒绝的心理过程。

在许多家庭中，特别是涉及代际财富的家庭，围绕信托、继承和资产保护的讨论是常见的，适度的说服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PN诉SA一案中，法院认为H先生的行为已经越界。他贬低W女士所信赖的法律顾问，暗示如果她不同意将面临严重经济后果，并制造出一种“顺从才是唯一安全选择”的氛围。这种环境破坏了协议所需的“自愿”基础。

协议在形式上看似完备：有签名、有流程、有文件——但“自愿”不是一个形式上的勾选项，而必须是真实存在的心理状态。

此外，法院强调，在处理重大财务争议时，独立、专业的法律建议对于确保公平至关重要。然而法官发现，H先生在意识到W女士的律师可能反对协议后，刻意回避双方律师参与谈判，直到确信协议已经签署。

正如法院所言：

“丈夫有意隔离妻子与她信任的律师，试图在他们之间制造裂痕，以图谋取自身利益。他意识到该律师不仅提供法律建议，还在情感上支持妻子。他对律师的贬低言论进一步加剧了妻子的脆弱感，使她面临在关键时刻失去主要法律和情感支持的风险——这正是他的本意。”

最终，法院裁定婚姻协议无效，并命令H先生向W女士支付230,778,588英镑，约占婚姻期间资产的44%，近乎一半资产。

丽莎评论

自2010年英国最高法院Radmacher诉Granatino案以来，只要协议是自愿、知情且在执行时公平的，法院通常都会尊重婚前或婚后协议。然而，PN v SA案标志着法律立场的一次重要转变：法院不再仅仅关注协议本身是否公平，更重视协议签署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公或不当影响。

对于正在考虑签署婚前或婚后协议的家庭而言，这起案件并不是对协议制度本身的否定，而是一次重要的提醒：

协议的“形式合规”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协议达成的“过程是否公正”；

控制未必以明显争吵或压迫的形式出现，它有时是一种长期潜移默化的心理施压；

在经济地位不对等的关系中，较弱一方更需获得真正独立的法律支持与充分考虑的时间；

家庭中的“温柔”有时也可能演变为一种令人难以开口说“不”的压力。

对于打算签署婚前或婚后协议的伴侣而言，关键是尽早开展坦诚的沟通，各自寻求独立的法律建议，并全面披露各自的财务状况。这些做法不仅有助于保障协议的公平性，也能最大程度降低将来可能的法律风险——即使最终走向分手，也能更平和地结束关系。

如果您对家庭离婚纠纷有任何疑问，欢迎咨询丽莎律师行，我们的家庭法律团队将为您提供专业建议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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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协议，通常被视为夫妻之间约定财产安排的一种方式，有助于在婚姻破裂时给予双方一定的保障。虽然在英国，婚姻协议并不具备强制的法律效力，但在离婚案件中，法官往往会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然而，婚姻协议并非总是有效。一些情况下，如果协议的签署过程存在问题，它的法律效力可能会被质疑。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起真实的英国判例：PN v SA [2025] EWFC。

案子围绕一对来自中东的夫妻的离婚官司，尽管妻子在协议中同意放弃大部分财产索赔权，但家庭法院最终判决她获得高达2.3078亿英镑的赔偿——这也是英国离婚史上第三高的赔偿金额。

故事背景

H先生与W女士于1999年相识，2003年结婚，育有四个孩子。H先生掌控着庞大的离岸家族财富，身家极为丰厚；而W女士则没有属于自己的资产或独立收入。随着婚姻的推进，W女士在情感、经济和生活上愈发依赖丈夫。

根据法院资料，双方婚姻维持了20年，于2022年8月正式分居。2023年9月，W女士提出经济救济申请，并于2025年3月开始最终庭审。

分居时，两人总财富估计超过15亿英镑。然而至庭审时，这一数字降至约4.6亿至5.4亿英镑之间。

据悉，夫妻双方在婚后曾签署两份协议：一份于2021年完成，由W女士签字确认；另一份则在2023年提出。这两份协议均要求W女士在离婚时放弃大额经济权利。

在诉讼过程中，W女士质疑这些协议的有效性，认为自己并非在自由意志下同意。H先生则提出反诉，请求法院执行双方于2023年4月达成的《2023年和解协议》。

法院如何裁定？

法官认为，该协议“并非一份完整且最终的协议”，并支持W女士的观点。

法院指出，争议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具体的威胁或暴力，而在于一种更为隐蔽的力量：长期积累的情感压力。尽管缺乏明显的胁迫，但控制感始终存在。

负责本案的Knowles法官认为，W女士的自主能力在婚姻中逐渐被削弱。H先生经常质疑她的忠诚，拖延她获得法律咨询的机会，甚至将她和孩子的经济安全，隐晦地与协议签署相绑定。这是一种缓慢侵蚀、让人难以拒绝的心理过程。

在许多家庭中，特别是涉及代际财富的家庭，围绕信托、继承和资产保护的讨论是常见的，适度的说服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PN诉SA一案中，法院认为H先生的行为已经越界。他贬低W女士所信赖的法律顾问，暗示如果她不同意将面临严重经济后果，并制造出一种“顺从才是唯一安全选择”的氛围。这种环境破坏了协议所需的“自愿”基础。

协议在形式上看似完备：有签名、有流程、有文件——但“自愿”不是一个形式上的勾选项，而必须是真实存在的心理状态。

此外，法院强调，在处理重大财务争议时，独立、专业的法律建议对于确保公平至关重要。然而法官发现，H先生在意识到W女士的律师可能反对协议后，刻意回避双方律师参与谈判，直到确信协议已经签署。

正如法院所言：

“丈夫有意隔离妻子与她信任的律师，试图在他们之间制造裂痕，以图谋取自身利益。他意识到该律师不仅提供法律建议，还在情感上支持妻子。他对律师的贬低言论进一步加剧了妻子的脆弱感，使她面临在关键时刻失去主要法律和情感支持的风险——这正是他的本意。”

最终，法院裁定婚姻协议无效，并命令H先生向W女士支付230,778,588英镑，约占婚姻期间资产的44%，近乎一半资产。

丽莎评论

自2010年英国最高法院Radmacher诉Granatino案以来，只要协议是自愿、知情且在执行时公平的，法院通常都会尊重婚前或婚后协议。然而，PN v SA案标志着法律立场的一次重要转变：法院不再仅仅关注协议本身是否公平，更重视协议签署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公或不当影响。

对于正在考虑签署婚前或婚后协议的家庭而言，这起案件并不是对协议制度本身的否定，而是一次重要的提醒：

协议的“形式合规”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协议达成的“过程是否公正”；

控制未必以明显争吵或压迫的形式出现，它有时是一种长期潜移默化的心理施压；

在经济地位不对等的关系中，较弱一方更需获得真正独立的法律支持与充分考虑的时间；

家庭中的“温柔”有时也可能演变为一种令人难以开口说“不”的压力。

对于打算签署婚前或婚后协议的伴侣而言，关键是尽早开展坦诚的沟通，各自寻求独立的法律建议，并全面披露各自的财务状况。这些做法不仅有助于保障协议的公平性，也能最大程度降低将来可能的法律风险——即使最终走向分手，也能更平和地结束关系。

如果您对家庭离婚纠纷有任何疑问，欢迎咨询丽莎律师行，我们的家庭法律团队将为您提供专业建议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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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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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邻里因噪音引发的矛盾并不罕见，几乎可以说是生活中的常见烦恼。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件事，发生在美国洛杉矶，情况却有些离谱甚至荒诞。据说，在范奈斯（Van Nuys）的一条平凡街道上，一场“噪音战争”已经悄然持续了数月。

每天清晨、正午，甚至在深夜时分，整条街区都会被刺耳的火车汽笛声惊醒——但声音的来源，并不是火车站，而是某位邻居家的屋顶。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邻居坚称，自己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求救”。

鸣笛的起点：一次未解的邻里纠纷

故事的主角是加里·博亚齐安（Gary Boyadzhian），一位对外自称自己“走投无路”的中年男子，今年50岁。

据了解，他在自家按照警报以及屋顶上安装了高分贝的火车喇叭，他每天定时启动三次警报，接下来就不断按火车喇叭，有时持续鸣响长达数分钟。

事情的起因至今仍不明朗。博亚齐安从未公开过这场邻里纠纷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只反复强调，他每次拉警报的时候，都是需要请求警察的帮助。

“我知道这对邻居们不公平，真的。如果我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也会抱怨。这声音确实很吵，也很扰民。但是，我需要帮助，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求救了，所以我才拉响这些警报。我是在哭喊求助。”

这种“另类呼救”令街坊四邻苦不堪言。

邻居们说，他先拉响自家的报警器，然后突然响起火车喇叭，刺耳得让人头皮发麻。邻居黛比无奈地说，“有时候他半夜还戴着头灯，在后院修树枝、干活，真的像疯了一样。”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告诉媒体，“他鸣笛的时候，窗户都在震。等警察40分钟后赶到，早就什么都听不到了。”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种噪音已经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有人在夜班工作，白天需要休息，却被突如其来的汽笛折磨得几乎崩溃。

“我弟弟白天要睡觉，但这个人每天都在制造噪音。有时候持续几个小时，简直是折磨。”

居民们团结起来，在街区贴出警示标语，呼吁大家一听到汽笛就报警。

警察逮捕该男子但暂时没办法处罚

在经历了数月的噪音骚扰之后，警方终于采取行动，将这名“汽笛邻居”逮捕归案。被捕当天，这位男子在戴上手铐后情绪激动，当场朝警方大喊：

“什么是和平？告诉我我打扰了什么和平？你们都是垃圾！”

警方表示，他因使用火车喇叭造成严重噪音，被正式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并被押往当地警局处理。

Van Nuys分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齐恩（Christopher Zine）在回应媒体时表示，警方将继续对该街区的噪音问题进行监控，并已联合市检察官办公室及相关部门，启动对该事件的行政与刑事调查程序。

随着案件推进，这名男子也终于承认，他长时间鸣响喇叭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引起警方的注意。他声称，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前女友父亲的威胁，曾多次寻求警方协助但无果，因此才出此下策。他强调，自己并非精神异常，而是出于自保。

此外，他还提到，自2013年起，年仅18岁的女儿被政府带走，此后便再未见过，这也是他精神压力的重要来源。他对因鸣笛所造成的邻里困扰表示歉意，但坚持认为：“我真的需要警方帮忙。”

然而，这些说法目前尚未被警方证实。至于所谓的“威胁”和“女儿被带走”的案件背景，相关部门也未提供进一步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该男子已被逮捕，但早前警方多次接警却无法在现场“抓现行”，导致无法对其开出正式罚单。警方也承认，在没有亲耳听到噪音的情况下，他们在执法上存在一定的法律限制。

丽莎评论

他按汽笛，是一种非理性但情绪化的求救行为，想让外界（尤其是警方）注意到他的问题。但因为方式极端，结果是把邻居都推向了对立面。他不是单纯为了“报复邻居”或“捣乱”，而是陷入了某种个人困境，但选择了极端而非法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回过来看看，如果这事发生在英国，居民们有什么维权方法呢？

根据《环境保护法1990》（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1990）第79条和第80条，如果某种噪音构成了所谓的“Statutory Nuisance”（法定滋扰），地方议会有法律责任采取行动。

法定滋扰的判断标准包括：

噪音的时间（例如在深夜发生）

频率（每天多次）

持续时间

是否对邻居造成实际困扰

如果在住宅屋顶装火车喇叭每天多次鸣响，基本是会被认定为“法定噪音滋扰”。所以，居民可以向当地议会提出投诉。

另外，如果噪音在晚上11点至早上7点之间发生，可能违反《噪音法 1996》（Noise Act 1996）：警方或议会可以采取快速措施，比如没收设备或罚款。如果伴随骚扰、威胁、反社会行为，则还可能违反《反社会行为法2003》（ASB Act）

除了上面提到的，受害邻居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进行起诉，理由是：Private Nuisance（私人滋扰）：即某人的行为严重干扰他人合理享受自己的财产使用权。如果邻居赢得官司，法院可以：

下达禁制令（injunction），命令对方停止制造噪音

要求对方支付赔偿金

如果你是受害邻居，你可以这样做：

记录噪音

使用手机录音/录像

记录日期、时间、持续时间、对生活的影响（如无法入睡、孩子受惊等）

联系当地议会或环保健康部门

联系警察

如果您遇到任何房产纠纷问题，请进一步联系我们。丽莎律师行诉讼部有着多年经验，可以给你们提供专业建议以及协助你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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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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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超市成了江湖：英国“零元购”还有解吗？

走进英国的一些连锁超市，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鲜牛奶、黄油、巧克力能量棒、咖啡甚至是奶粉都被套上了防盗扣。乍一看让人觉得小题大做，但现实却很残酷——超市盗窃频发，正在英国蔓延成一场席卷全国的社会问题。

根据最新统计，英格兰和威尔士在截至2025年3月的一年里，共记录了53万起商店盗窃案件，比前一年暴涨20%，创下历史新高。而在伦敦，情况更糟，“零元购”事件同比增加了50%，几乎成为零售业的噩梦。

在这股风潮背后，有快闪式的“小团队作案”，有跨城联动的“职业玩家”，甚至还有无辜顾客被波及的血腥冲突。今天，丽莎就从最近令人热议的三个案件出发，来看看英国“零元购”的江湖。对于广大零售商来说，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零元购”快闪团：赫里福德的盗窃魔术表演

2025年8月8日中午，赫里福德（Hereford）零售公园的Currys电器店像往常一样迎来了一波午间客流。可就在店员忙得不可开交时，两名男子却悄悄上演了一出“魔术表演”。

他们二人推着婴儿车，在趁人不备之时撬开了一个上锁的柜子，顺走了价值超过1,000英镑的电子产品。之后，其中一人被目击钻进一辆白色小货车，车辆随即在附近比萨店停车场猛踩油门飞驰而去。

这类“快闪团伙”的特点是“快、狠、准”：踩点精准，作案高效，几分钟就能把赃物收入囊中。对超市来说，防盗扣、摄像头往往拦不住这种硬闯式的“零元购”。警方随后发布了嫌疑人的照片，但这种案件侦破率极低。

赫里福德事件，虽然金额不算巨大，却揭示了一个现实：如今的“零元购”已不再是顾客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而是小团伙精心策划的“快闪行动”，给零售商带来极大的安全压力。

盗窃江湖的“职业玩家”：11名女性跨城作案

如果说赫里福德的盗窃案只是“零元购”的小试牛刀，那么东米德兰兹地区警方代号“Operation Brasas”的行动，则揭开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盗窃江湖。

同样是在2025年8月，警方突袭了诺丁汉Broxtowe社区的8处房屋，抓捕了11名女性嫌疑人。她们被指控隶属于一个跨城盗窃集团，作案区域涵盖德比郡、诺丁汉郡、莱斯特郡和斯塔福德郡。

警方不仅在这些房屋中查获了成堆的服饰、鞋履和化妆品，还发现毒品、假币，以及包括匕首、甩棍在内的武器。

这群“职业玩家”的套路颇具风范：

他们会成群进入超市，随后迅速分散。

每个人推着购物车疯狂扫货，同时互相打掩护，分散店员注意力。

最终满载而归，将商品倒卖获利。

警方估计，至少有20起重大盗窃案与该团伙有关，涉案金额动辄数千英镑。

这已远远超出普通盗窃的范畴，更接近有组织犯罪。不仅触犯了《1968年盗窃法》（Theft Act 1968），还可能涉及合谋犯罪（conspiracy）、毒品法和伪造货币罪。

可以发现，这种犯罪绝不是那种“无受害者的轻罪”。超市盗窃每年给英国经济带来超过20亿英镑损失，最终推高了商品价格，让普通消费者为别人的“零元购”埋单。

对于一些小型商户来说，这种盗窃会让他们关门歇业，进而导致社区商业生态遭受重创。

“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代价：伦敦女子的超市噩梦

与前两起“盗亦有道”的案例不同，伦敦哈克尼的故事充满了血腥与无奈。

2015年，39岁的艾米丽·马丁（Emilie Martin）在Tesco购物时，发现一群青少年公然偷三明治。店里没有安保，她只好向经理汇报。但没想到，这群青少年听到了她的举报。

等她走出超市时，几名少年尾随而至，先泼饮料羞辱她，接着挥拳打向她的面部。艾米丽倒地时，眼睛和鼻子受伤严重。后来不得不接受两次手术，却仍留下长期呼吸疾病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更雪上加霜的是，Tesco声称监控录像“意外丢失”，警方也迟迟没有结果，施暴者至今未被抓获。艾米丽花了6年时间打官司，才从刑事伤害赔偿局（CICA）拿到区区3,480英镑的赔偿。

对于艾米丽来说，她认为警方、司法系统、CICA、NHS和Tesco辜负了她，甚至在袭击发生当晚，超市甚至没有给她拿冰袋，更不用说道歉了。

对很多店家而言，损失的是货架上的商品；但对她来说，损失的是健康、生活与安全感。10年时间过去，她依旧无法走进超市，甚至害怕看到一群青少年。

“零元购”背后的法律迷雾：盗亦有道？

三个故事，却都指向一个问题：英国的“零元购”困局，不只是商家的烦恼，更是法律与社会秩序的难题。

案件数量激增，执法压力巨大：警方面对海量盗窃案件，往往优先处理暴力或重大经济犯罪，导致小案侦破率极低。

暴力倾向明显，风险外溢：当公众或店员试图阻止时，盗窃行为可能升级为人身伤害。

责任模糊，受害者权益受损：艾米丽的遭遇凸显了证据丢失、赔偿不足、司法程序冗长等问题。

零售业无奈加码，消费者埋单：超市只能通过涨价、增加安保来应对，最终让普通人承担盗窃成本。

法律层面上，《1968年盗窃法》（Theft Act 1968）规定盗窃可判最高7年监禁；《2015年严重犯罪法》（Serious Crime Act 2015）赋予警方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权限；政府也推动《零售犯罪战略》（Tackling Retail Crime Together Strategy），通过数据共享与行业合作提升防范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政府在《犯罪与治安法案》（Crime and Policing Bill）中提出了几项关键改革：

取消200英镑以下盗窃的“事实豁免”——过去因为警方与法院资源有限，小额盗窃往往被轻描淡写，导致“零元购”有恃无恐；新法案意在堵上这一漏洞，让每一起盗窃都可能面临追责。

新增“袭击零售员工”的特定罪名——考虑到越来越多员工与顾客因阻止盗窃遭遇暴力，新法案专门设立了针对零售工作者的保护条款，加重处罚力度。

但光有法律是不够的，零售商也应该参与其中，共同打击盗窃行为。

超市主的生存手册：防“零元购”指南

在盗窃风潮下，零售商必须学会在法律与现实之间求生。以下几点或许能成为“生存手册”：

1.监控与证据保存

安装高清摄像头，并严格遵守《数据保护法》保存录像。

对于暴力事件，必须有专门机制确保证据不被遗失，否则将影响维权。

遇到重大盗窃案件，应积极参与“零售犯罪数据共享战略”（Tackling Retail Crime Together Strategy），和其他商家、警方共享嫌疑人信息。

2.高风险商品特别管理

对酒类、化妆品、小型电子产品等“热门目标”加装双重防盗措施。

引入RFID技术，提高追踪能力，避免赃物轻易流入二手市场。

3.员工与顾客安全优先

培训员工“避免硬碰硬”，遇到可疑情况应立即报警，而非冒险阻拦。

根据《犯罪与治安法案》（Crime and Policing Bill）的新规定，零售员工若遭遇袭击，属于特定加重罪名，警方必须介入处理。超市应告知员工这一法律保护，增强他们的安全感。

4.善用法律工具

向法院申请“禁入令”，限制惯犯进入特定商圈。

对有组织盗窃行为，结合《2002年犯罪收益法》（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追缴赃款，避免犯罪集团继续获利。

对于低于200英镑的小额盗窃，也要主动报案。

5.行业与社会合作

联合零售商、警方与社区，组建反盗窃联盟，提升信息共享与巡逻频率。

倡导公众正确参与反盗窃：呼吁消费者勇敢“打电话报警”，而不是“打抱不平硬刚小偷”。

如您在日常经营中遇到问题，或是面对任何棘手的情况，欢迎随时咨询丽莎律师行。

好的，今天的文章就到这边，如果您对于文章内容，或者其他英国法律方面，有任何疑问，都欢迎进一步咨询丽莎律师行。

任何英国税务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联系咨询丽莎会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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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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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莎粉周五好，欢迎点击《丽莎商法快讯》，本周需要重点关注的英国商业、商法信息有：

• 英国通胀再度升温，老百姓的钱袋子有点“紧”
• 英或将推出“新房产税”，门槛或定在50万镑
• 2027年起，养老金或将纳入遗产税，你准备好了吗？
• 英国零售商遇大麻烦，“同工同酬”官司或赔上亿镑
• 警方支招：超市请“礼宾员”可防盗？
• 3家假扮“老江湖”的收债公司最终被清盘

→英国通胀再度升温，老百姓的钱袋子有点“紧”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的数据，今年7月英国通胀率升到了3.8%，创下过去18个月的新高，比6月的3.6%进一步升高。

其中，服务业的价格涨得更快，从上个月的4.7%加速到5%，远远超过预期。

在上周的《丽莎商法快讯》中，丽莎和大家提到过：英国成为了G7国家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而现在英国又成了G7国家中通胀最高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的通胀率稳定在2.7%，而欧元区则维持在欧洲央行设定的2%左右。简单来说，英国的生活成本涨幅让人头疼。

这背后的原因有不少。首先，英国的能源和公共事业价格波动大，今年4月电费和其他账单的上涨，直接拉高了整体通胀。其次，脱欧之后，英国的劳动力市场更“紧绷”，工资涨幅虽然放缓，但依然保持在5%左右，这让雇主们感到压力山大。更别提财政大臣在4月提高了企业税，加上最低工资的提升，不少企业只能选择涨价来消化成本。

具体来看，机票价格是7月通胀上升的最大推手，其次是电费、汽油、饮料和酒店房间。至于食品和饮料，价格比去年高了近5%，预计到年底还会继续走高。对普通家庭来说，这才是最直观的感受——逛超市的时候发现同样的东西越来越贵。

英格兰央行其实早就预料到通胀会往上走，但眼下的情况依然让他们不敢贸然降息。本月虽然勉强通过了降息，但5比4的投票结果说明分歧很大。市场预期，下一次降息恐怕得等到2026年3月才有可能落实，比原先预估的时间晚了许多。

经济学家们提醒：英国可能要等到明年春天才能走出高通胀、低增长的困境。央行也坦言，通胀率要回到目标的2%，可能得拖到2027年。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这意味着钱包里的钱会“缩水”更久，花钱越来越需要精打细算。

→英或将推出“新房产税”，门槛或定在50万镑

面对英国财政的赤字问题，英国财相雷切尔·里夫斯（Rachel Reeves）正在琢磨一件大事：要不要对价值超过50万英镑的房产出售加收一笔新税。

这项想法是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为秋季预算做准备时提出来的，被视为改革印花税和地方议会税的第一步。

按照目前所曝光的内容，这种“全国房产税”可能会取代自住房产交易中的印花税。和现行制度不同，它不是由买家支付，而是由卖房的人来缴纳，金额和房子的价格挂钩，由中央政府直接收取。

不过，二套房和投资房的印花税还是会继续存在。这样一来，大约五分之一的房屋交易会受影响。

为什么要折腾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房价这些年涨得太厉害，而市政税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的估值基础上，导致很多人觉得不公平。比如在某些地方，一栋普通的联排别墅缴纳的市政税可能比伦敦豪宅还高。

财政部认为，新制度能让税收更稳定，避免因楼市冷暖波动太大，同时也能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

除此之外，英国还有可能效仿美国，把现行的市政税彻底替换成一种“地方房产税”。这意味着房子的所有者来缴纳，而且数额会和房屋的价值直接挂钩。对于价值50万英镑以下的房子，每年大概要缴800英镑起步，这笔钱直接进入地方政府的口袋。

不过，这些计划还没有最后定案。即便全国房产税有机会在本届议会期间推行，彻底改革议会税恐怕要等到工党连任才能落实。

对普通家庭来说，未来买房卖房时的钱袋子可能会有新变化。是更公平，还是更沉重，恐怕要等秋季预算公布才见分晓。如果您打算在政策落地前置业，欢迎随时联系丽莎房产部。

→2027年起，养老金或将纳入遗产税，你准备好了吗？

英国政府正在酝酿一项新规：从2027年4月起，逝者未使用的养老金可能要缴纳遗产税。

过去，养老金往往被看作一个比较“安全”的资产，可以留给子女或配偶，而不用像其他遗产一样纳税。但新规则下，执行遗嘱的人（PRs）需要负责计算并确保遗产税缴清，真正领取养老金的受益人（PBs）也要配合纳税。

这其中的操作并不轻松。执行人不仅要尽快确认养老金的受益人，还要和养老金计划管理员（PSAs）沟通获取信息。对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要重新审视养老金规划——或许在生前花掉一部分养老金，或者合理安排受益人，会比等到过世后让继承人面对遗产税更省心。

简单总结一下：2027年是关键节点，大家别把养老金单纯当作“免税传家宝”，早点规划才是关键。如您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咨询丽莎会计行。

→英国零售商遇大麻烦，“同工同酬”官司或赔上亿镑

最近英国的零售商们日子不好过。一方面要承担最低工资上涨、国民保险增加的成本，另一方面还要应对越来越多的“同工同酬”索赔。

因为一些一线女性雇员认为：自己干的活和在仓库、配送中心的男员工一样辛苦、一样有价值，理应拿一样的工资。

问题在于，这可不是几个人的小争议，而是几十万名员工集体提出的要求。一旦官司赢了，零售商们就可能得掏出上亿英镑来补偿。

这类案件的复杂程度也令人咋舌。仅一个大型零售商的初步听证就用了超过2.2万页的文件，耗时109天才有结果。更麻烦的是，这些案件往往伴随大量上诉，法院也对不断“挑刺”的法律争论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

对于零售商来说，问题不仅在于潜在赔偿金额，还在于耗费巨大的时间和法律成本。与其等着官司耗尽精力和财力，不如及早检查公司内部的薪酬结构和岗位分工，做到公平透明。毕竟，主动解决问题往往比最后被动埋单来得更划算。

→警方支招：超市请“礼宾员”可防盗？

刚提到英国大型商超所面临的“同工同酬”官司，另一方面，英国商超还面临着“零元购”的问题。

英国警方最近给店主支了个招：在店门口安排员工主动跟顾客打招呼。别看只是简单一句“你好”，其实能起到震慑小偷的作用。因为当有人感觉自己被注意到时，就没那么容易下手了。

如今商店被偷的情况越来越多，平均每分钟就有3起案件发生，损失高达18亿英镑。警方提醒，偷东西的人未必像电影里那样鬼鬼祟祟，他们可能只是装得很自然，但会不停东张西望，或者穿着不合时宜的宽大衣服来藏东西。

警方建议店员在发现可疑时，可以礼貌地上前问一句“需要帮忙吗？”，既能打乱小偷的计划，也能避免冲突。

→3家假扮“老江湖”的收债公司最终被清盘

最近，三家所谓的“专业收债公司”在经过破产服务局（The Insolvency Service）的调查后被法院勒令关门。

这三家公司分别名为EDC Group NE Ltd、UK EDC Ltd和UK TCF Limited，听名字挺唬人，但其实成立时间最久的也才3年历史。可对外宣传时，这几家公司却吹得天花乱坠，说自己有二十多年经验，还摆出几十条“客户好评”，包装成什么“市场领导者”“技术先进”。不少小企业主一听，以为遇到救星，乖乖交了几百镑前期费用。

可收债的钱一到手，套路立马显现：电话永远占线、邮件没人回，客户交的钱和债务人偿还的钱全被黑洞般吞掉。有受害者说，自己委托公司去追两万镑的债，催债成功后，却没拿到一分钱，催债公司直接把一万多镑转走花掉。调查还发现，他们把钱拿去给老板发“工资”、送礼，甚至花在赌马、足球俱乐部和酒吧餐厅。

不少人被骗得连最后一通电话都打不通，才恍然大悟：所谓“收债公司”，根本就是披着行头的骗局。最终，法院下令清盘，把这三家公司直接清出市场，也算给那些受骗的小企业一个交代。

法律上，企业在选择收债公司时一定要谨慎：核查公司注册信息、查询历史记录、要求书面合同并保留支付凭证；遇到可疑情况应及时向警方或行动诈骗部门（Action Fraud）举报；必要时可通过民事诉讼追回损失。同时，合同中最好约定资金托管或第三方监管，避免钱款被随意挪用。如果您遇到类似的问题，欢迎随时咨询丽莎诉讼部。

好的，本周的《丽莎商法快讯》就先说到这里。如果您对于文章内容，或英国公司法、英国跨境电商方面的问题，或者其他英国法律方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进一步咨询丽莎律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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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丽莎的文章不错？请不要吝于点赞和转发！您的支持是丽莎继续前进的动力，我们将尽力为莎粉们提供最新最全的实用信息。

> 丽莎律师行 —— 最具国际化视野的英国华人律师行，专精于商业、房产、移民、家庭和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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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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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西班牙马德里一家备受好评的中餐馆——位于乌塞拉区的“金谷餐厅”，因卫生状况极其恶劣，遭到当地警方突击检查。

让人震惊的是，警方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该餐厅所售卖的“烤鸭”竟然是用街头常见的野鸽子冒充而成。事件曝光后，该餐厅被当场查封。

鸽子当鸭卖？警方现场触目惊心

3月25日，马德里警方在接到大量市民投诉后，对这家餐馆展开突袭检查。执法人员进入厨房后，现场的景象令人作呕。

警方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厨房的晾衣架上挂着一条条状似皮革的肉条，散发出恶臭。

其他视频中还可见，大量颜色怪异的肉堆放在角落，以及几碗正在烹煮、已被拔毛的鸽子！——丽莎就不把鸽子的图片放上来了，实在有点可怕。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警方在一处密闭空间中发现整整300公斤腐烂的食物，其中不乏海鲜类物品，一名警员形容：“整个空间充满了腐烂海鲜的气味，令人作呕。”

据警方推测，这些鸽子来自马德里街头，是由餐馆人员在户外捕捉、甚至用脚踢死后，拔毛、清洗并加工成所谓“烤鸭”售卖，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据当地媒体报道，该餐厅存在如下严重问题：

使用8个锈迹斑斑的冰柜，内部储存着无标签、无日期的可疑肉类；

厨房地面布满蟑螂与捕鼠器；

食材储存区没有温度计，未能保证冷藏标准；

炊具严重生锈，整体环境极不卫生；

现场发现的海参等为受保护的海洋物种，来源涉嫌非法；

超过一吨海鲜被储存在无任何冷链或卫生保障的条件下。

最令人震惊的是，警方还在餐厅残疾人专用洗手间后方发现了一个未备案的秘密储藏室。此外，餐厅的紧急出口被垃圾桶堵住，灭火器也不符合最低安全标准。

顾客曾频繁不适，居民早有举报

尽管这家餐厅在社交平台上虽然评分不低，但据报道，已有多位顾客在就餐几小时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

而与该餐厅同楼的居民则早已警觉。一位居民向《世界报》表示：“我们从来没在那里吃过，因为味道太难闻了。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用推车把食物送进店里，光天化日之下就堆放在门口暴晒。”

目前，该餐厅已被警方强制查封，老板正因涉嫌危害公共卫生、非法处理野生动物及侵犯消费者权益等多项罪名接受调查。

尽管店内已被封锁，餐厅外却仍挂着中文标语，写着“因节假日暂停营业”。

而门口的白板上，则被人用笔写下了一个字——“脏”。

丽莎评论

如果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根据这边的法律，这种用鸽子冒充“烤鸭”的行为也不会被宽容的。毫无疑问，在本案餐厅发现的情况将涉及多项严重违法行为，餐厅经营者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和高额罚款。

我们可以在这里分析分析。

首先，经营者可能违反《食品安全法》（Food Safety Act 1990）。将鸽子冒充为鸭子销售给消费者，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违反了第14条关于不得以误导方式描述食品的规定；根据第8条，销售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食品（例如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的鸽肉）也属于刑事犯罪。同时，如果食品缺乏来源信息或标签，也违反了相关的食品溯源规定。

此外，根据《消费者保护法》（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这种行为也可能构成误导性商业行为。比如菜单上写着“北京烤鸭”，实际上却是街头捕捉的鸽子；同时，商家隐瞒了食品真实来源和安全信息。这类行为属于严重的欺诈性营销，可能会受到“交易标准局”（Trading Standards）的调查和处罚。

如果这些鸽子是在城市中非法捕捉的，还可能违反《野生动物与乡村法》（Wildlife and Countryside Act 1981）。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捕捉、杀害或买卖城市鸽是违法的，而且某些鸽种属于受保护动物，擅自捕杀属于刑事犯罪。

根据警方报告提到的厨房环境，如腐烂食物、蟑螂出没、冰柜锈蚀等问题，也严重违反了《食品卫生法规》（Food Hygiene Regulations 2013）。该餐厅不仅在食品储存方面未达标，也缺乏对卫生和食品安全的基本控制，可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甚至被当场勒令停业。

这起事件再次为食品安全敲响了警钟。对于在英国的华人餐饮业者而言，守法经营、注重食品卫生与质量，不仅是对消费者的负责，更是对品牌和未来发展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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