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高等法院最近出炉了一个有关“实质董事”的案件。简单说，也就是认定当事人，在“事实上/实际上”究竟是不是一个公司的“董事”（Director）。
这个案件的名字叫做Secretary of State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v Rahman [2020] EWHC 2213 (Ch)。案件的主角应该可以算是当事公司的“前董事”，总之据当事人本人声称，他并不是案件中当事公司（目前的）董事。
话说从头：案件的来源是这样的，案件中的当事人姓Rahman（我们后面皆以Rahman先生称乎他），他曾经是一家名叫Viceroy餐厅的董事。不过该餐厅是归另一位名叫Sharof先生所有。
2012年的时候，Rahman先生就完全退掉他在Viceroy餐厅的股份，并在2014年也完全卸下了他的“董事”一职。之后，Sharof先生也为该公司/餐厅聘请了新的一位董事。
2016年6月，Sharof先生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名为Spiceroy Restaurant Ltd；这家公司也就是这起案件的“当事公司”。
Sharof先生成立Spiceroy Restaurant Ltd后，他是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和董事。
后来，该公司经营一家同样名为Viceroy的餐厅。
2017年2月，Sharof先生说服了Rahman先生，以Rahman先生的名字为该餐厅申请酒牌，并命Rahman先生为该餐厅的指定（卖酒）负责人；原因是Rahman先生持有个人许可/个人酒牌（Personal Licence），而Sharof先生没有，所以Rahman先生去申请的话可以更快帮助餐厅拿到餐厅的酒牌（也就是“场所许可”Premises Licence）。
（注：任何营业场所想在英国卖酒，都需要先申请到“酒牌”才可以。这一般包括房屋的酒牌（Premises Licence）和卖酒人的个人酒牌（Personal Licence）；这两个牌照一般都是在一起的，缺一不可。）
然而，转眼间到了2017年6月，有一天该餐厅一次来了5位移民局官员，突击检查抓了餐厅里4名非法劳工。当移民局官员向那4名员工问话的时候，其中一名员工说了该餐厅的老板是Sharof先生和Rahman先生。
也因为餐厅出现了雇用非法劳工的事件，英国商业、能源及产业策略部的官员就向法院申请了针对Rahman先生的“失格”命令，意即依照《1986年公司董事资格取消法》（Company Directors Disqualification Act 1986）的Section 8，使得当事人（也就是Rahman先生）在法院命令的年限内，都不能再担任公司董事。
（注：根据《1986年公司董事资格取消法》，法院具有权力命令（涉事）当事人最高15年内“被取消董事资格”，也就是未来15年都不能担任公司董事。）
英国商业、能源及产业策略部的负责官员指出，Rahman先生“事实上”是该“当事餐厅”的董事（De facto director），即便他不是名义上的董事。
因此商业、能源及产业策略部认为，按照《1986年公司董事资格取消法》，Rahman先生（的餐厅）雇用非法劳工的行为，已经使得他对（英国）公众利益造成损害，构成“不适任/取消董事资格”，因此法院应该下令使他（在一定年限内）不能再担任公司董事。
为此，Rahman先生针对他是否为“实质董事”（De facto director）给出反驳（不过他倒是没有反驳餐厅雇用非法劳工的事实）。
针对有员工指称他是公司的董事/老板，Rahman先生解释说，Rahman是很常见的印度姓氏，因此该员工指称的Rahman，并不是他这位Rahman，而是另有其人。
同时，当时突击检查的移民局官员的纪录中，所记下的那位Rahman的电话号码，和案件中当事人Rahman先生所提供的电话号码并不吻合。
对于申请酒牌一事，Rahman先生也解释了，那只是纯粹为了帮忙Sharof先生而已，从头到尾他完全都没有参与该餐厅的管理，也自然没有承担任何“董事”的相应义务或责任。
最后，由于法官认为商业、能源及产业策略部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当事人Rahman先生，就是该餐厅的“实质董事”（De facto director），不足以证明出当事人就是“实际上”有做着和任命董事（Appointed Director）同样职权、同样指导着公司并做出决策（具有如同着董事地位的人），所以最终接受了Rahman先生的说法，并驳回了商业、能源及产业策略部所做出的申请。
→ 然而从这个案件，我们应该学到或得知些什么？
其实，从最终高等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我们不难发现，法官并不是对于当事人（Rahman先生）完全没有疑虑。
事实上这个案件确实存在着一些疑点，是有关当局（案件中也就是英国商业、能源及产业策略部门）需要进一步去调查和厘清的。
然而从法官的角度来说，认为相关官员并没有针对这些可能的疑点再去进行调查，以便提供出更充足、有利的证据来证明，当事人Rahman先生就是该餐厅的“实质董事”（De facto director）。
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有关当局给出的证据足够充足，得以说服法官相信Rahman先生就是事实意义上的“董事”的话，那么Rahman先生恐怕就很难逃过相应的处罚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处罚”其实并不仅仅限于这个案件中，有关当局想要向法院申请的“失格命令”。身为董事，如果公司出现了聘用非法劳工的情况，当事人自然还有可能遭到刑事起诉的。
需要指出的是，身为公司的董事，当公司面临刑事起诉的时候，公司的董事几乎都会同时面临同样的刑事起诉。这些普遍的刑事起诉例子比如说有：偷税漏税，商标侵权，销售伪劣产品，非法雇佣黑工等。
同时，按照英国移民法的规定，如果一个公司被发现雇佣黑工，公司的董事在申请永居，入籍甚至是续签的时候，将会面临着非常大的机会被拒签。
因此，假设当事人注册的公司开了一家外卖店，移民局查处该店有聘用黑工的情况，基本将会严重影响到当事人（董事）将来的移民身份。当然了，如果当事人被刑事起诉了，更会对其移民身份造成严重影响。
→ 其次，“实质董事”就是董事，承担同样责任！
从上面案件我们基本也可以知道，所谓的“实质董事”（De facto director）即便并不是“任命董事”（Appointed Director）；也就是“董事”的名字就算没有写着当事人，当事人没有被公司“正式任命”为董事，但是当事人只要实际上行使的权利是属于“董事”的权利范围的，那么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换句话说，一旦（公司）违反了这些责任，“董事”基本就需要被追究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而“实质董事”虽然职位上（看起来）并不是董事，但也要按照董事的职位来承担相应责任，甚至接受相应处罚。
在这个层面上，当事人不论是“实质董事”还是“任命董事”，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相关义务都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实质董事”就可以承担较少责任或处罚的现象。
从上面Rahman先生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其实类似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在华人圈当中；比如说当事人自己虽然做着相当于董事的职责、享有着相应的权利，可是在公司/企业当中并没有挂名董事。
即便如此，一旦公司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时，这些没有被正式任命的“实质董事”，也还是会被当成同样的“董事”对待的。
而这一点，其实只要相关官员多做一些调查，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的。
比如就拿上面Rahman先生的案例来看，如果当时有关官员再多去调查一些，例如从员工或者Sharof先生那边再去多搜集一些证据，或者调查Rahman先生实际上有没有从该餐厅获益等等…… 其实要调查出来并不难的。
当事人如果真的是“实质董事”，最终也很难能够伪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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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recent immigration tribunal decisions have highlighted important points of principle in UK immigration law: the requirement for procedural fairness in decision-making and the legal distinction between a grant of leav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issuance of a 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 (BRP).
Both cases demonstrate the need for applicant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to be vigilant in challenging decisions where the Home Office may have acted outside established legal boundaries.
Namecard for article - Angel Wan in English
Procedural Fairness in Hong Kong BN(O) Applications
In R (KW)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JR-2024-LON-002169, the Upper Tribunal considered a refusal under the Hong Kong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route. The applicant, a Chinese national from Hong Kong, had been refused on the basis of a previous conviction. The Home Office gave decisive weight to a Hong Kong Court of Appeal judgment it had located independently online, without putting this material to the applicant for comment.
The Tribunal found this to be a clear breach of procedural fairness, observing that the applicant had effectively been “ambushed” by evidence not disclosed to them.
While the Court of Appeal’s decision in Balajigari v Home Secretary [2019] EWCA Civ 673 was not directly applicable, it was considered a useful authority on fairness in immigration decision-making. The refusal was therefore quashed, and the case must now be reconsidered by the Home Office.
This judgment reinforces that applicants must b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respond to any evidence relied upon by decision-makers. Failure to do so will amount to procedural unfairness, providing strong grounds for judicial review.
The Legal Status of 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s
The second case, Guerrero (s104(4A); statutory abandonment; right of appeal) [2025] UKUT 00276 (IAC), concerned an asylum seeker who received a refusal decision but was subsequently issued with a BRP stating “Refugee leave to remain.”
The First-tier Tribunal initially ruled that the BRP constituted a grant of leave, thereby treating the pending asylum appeal as abandoned under section 104(4A) of the Nationality, Immigration and Asylum Act 2002.
On appeal, the Upper Tribunal clarified the legal position. A BRP does not in itself grant leave to remain, it is an administrative document that evidences an earlier grant of leave.
Where a BRP is issued in error, no grant of leave arises, and an appeal cannot be deemed abandoned.
The Tribunal also confirmed that decisions to treat appeals as abandoned under section 104(4A) are not “excluded decisions,” and therefore fall within the Upper Tribunal’s jurisdiction to review.
The First-tier Tribunal’s decision was set aside, and the case will be re-heard.
This decision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substantive grant of leav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issuance of a BRP. Mistaken issuance of documents cannot override statutory rights of appeal.
Conclusion
Both cases serve as reminders of the importance of legal safeguards in the immigration system when it comes to immigration tribunal decisions. The KW case highlights that applicants must be given a fair opportunity to respond to evidence before adverse decisions are made. The Guerrero case confirms that a BRP is not determinative of immigration status and cannot substitute for an actual grant of leave.
These judgments illustrate the value of expert legal representation in holding the Home Office to account where decision-making falls short of the standards required by law.](https://lisaslaw.co.uk/wp-content/uploads/2025/08/AdobeStock_284883829-scaled.jpeg "Gold coin Stack On the table save money Taking care of money - Lisa's Law Solici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