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80万镑留给亲戚，却在临终撕毁遗嘱！遗产最后归谁？

如果你曾立下一份遗嘱，但后来改变主意，选择亲手将其撕毁——那么，这个“撕掉”的动作，在法律上是否足以让遗嘱失效？还是说，只有重新订立一份新遗嘱，才能真正改变财产安排？

2022年，英国一名女性在生命最后阶段，亲手撕毁了自己的遗嘱文件，其中约四分之三的内容被毁，这一举动随即引发了一场涉及约80万英镑遗产的家庭纠纷。

案件最终进入法院审理，并发展为备受关注的判例 Crew v Oakley & Ors [2024] EWHC 2847 (Ch)。在该案中，“撕毁遗嘱”这一行为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有效撤销，成为争议的核心。

那么，法院最终是如何认定的？

写了遗嘱又撕毁还有效吗？

凯莉·基茨（Kelly Keats）是英国人，知情人表示，由于生前的种种怨恨纠葛，她在生前明确不希望自己的财产落入妹妹之手。

所以，2020年，她立了一份遗嘱，遗产约80万英镑，她将把自己大部分遗产都留给她的五位远方表亲。

然而，事情接下来变得非常复杂。2021年年末，在凯莉入院之前，她与表亲之间发生激烈的争执。有人透露——那几位表亲曾表示，如果凯莉再次摔倒，将把她送往疗养院。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她去世前约两周（2022年），她在医院愤而撕毁遗嘱，不想把遗产给表亲，但是由于身体虚弱，只撕了一部分内容，也没有完成新的法律文件。

随后，在律师哈夫温·韦伯（Hafwen Webb）在场的情况下，其余部分也被帮助撕毁了——这之后也成为了最有争议的地方。

根据1837年颁布的《遗嘱法》（Wills Act 1837），若立遗嘱人以符合规定的方式故意销毁遗嘱，该遗嘱将被视为无效，死者也将被认定为“无遗嘱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其法定继承人——包括她的妹妹约瑟芬·奥克利（Josephine Oakley）——将有权继承全部遗产。

随着遗嘱被撕毁的事实曝光，凯莉的五位表亲与其妹妹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表亲一方坚称，凯莉绝不会希望奥克利继承其财产，并指两姐妹关系长期紧张。

证人之一大卫·克鲁（David Clure）在法庭上表示，凯莉与妹妹的关系裂痕可以追溯到她们年轻时期。他形容妹妹奥克利的生活“混乱不堪”，并提到她曾经历两段婚姻，且第一段婚姻因不忠告终。相比之下，凯莉一生循规蹈矩、理财谨慎，对妹妹的生活方式一直感到失望。

克鲁还回忆称，凯莉生前曾情绪崩溃地致电给他，哭诉妹妹长期纠缠她。他强调，凯莉此前曾立下多份遗嘱，清晰表达了自己的分配意愿，这也是他们质疑“遗嘱已被有效撤销”的关键原因。

此外，表亲一方还提出，在撕毁遗嘱前数日，凯莉因病大量使用吗啡（morphine），并患有严重坏疽（gangrene），甚至面临截肢风险。他们认为，在这种身体与精神状态下，她可能并不具备作出法律决定的能力。同时，他们指出，遗嘱并未被完全撕毁，剩余部分实际上是由律师进一步处理的。

案件随后提交至伦敦高等法院（High Court in London）审理。

法院：遗嘱已被“有效销毁”

主审法官首先审查了《1837年遗嘱法》（Wills Act 1837）第20条的适用。该条规定，遗嘱可以通过“由立遗嘱人本人，或在其指示下由他人实施的销毁行为”予以撤销。

法院认定，凯莉已亲自开始撕毁遗嘱，这一行为明确表明其撤销意图。而在其体力不足以完成全部撕毁的情况下，由律师继续完成撕毁，并非独立行为，而是在其授权下进行。

因此，即便遗嘱并非完全由本人亲手毁坏，整体行为仍构成法律上的“销毁”，满足撤销要件。

对于争议焦点——凯莉是否授权律师继续撕毁遗嘱——法院作出明确判断。证据显示，在律师询问是否需要协助时，凯莉通过点头表示同意。

法院认为，这一行为属于“明确且可识别的沟通”（a clear and discernible communication），足以构成法律上的授权。

法官强调，法律并不要求授权必须以书面或语言形式作出。在特定情境下，非语言表达同样可以具备法律效力。

表亲一方主张，凯莉在撕毁遗嘱时因重病、疼痛及使用吗啡（morphine）而神志不清，不具备作出有效法律决定的能力。

对此，法院依据传统的遗嘱能力判断标准——“Banks v Goodfellow test”（Banks v Goodfellow test），对其精神状态进行了评估。

尽管承认其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法院仍认为，在关键时刻，她处于“清醒间歇”（lucid interval）中，能够理解自身行为的性质及其法律后果。律师的证词亦显示，她能够识别他人身份，并理解遗嘱撤销的结果——即其妹妹将继承遗产。

因此，法院认定其在当时具备必要的行为能力。

基于上述认定，法院最终裁定：

原遗嘱已被合法撤销
死者应被视为
“无遗嘱死亡”（intestacy）
其遗产依法由最近亲属继承

在本案中，这意味着其妹妹奥克利成为唯一继承人。表亲一方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丽莎评论

丽莎家庭法律师指出，该案“对遗嘱撤销与行为能力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引”。这不仅是一场普通的家庭纠纷，更是遗嘱撤销（revocation）领域的一个“关键案例”。

从法院的裁判思路来看，本案的判断重点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与行为能力。

法院并未拘泥于“遗嘱是否被完全撕毁”，而是聚焦于三个核心问题：是否存在明确的撤销意图（intention）、是否作出有效授权（direction），以及当时是否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capacity）。判决表明，即使遗嘱并非由本人完全亲手销毁，只要整体行为能够体现明确意图并符合法律要求，仍可构成有效撤销。

其中，法院认可当事人通过“点头”作出授权，被视为本案的一项重要认定。该判决明确区分了“消极默认”与“积极表达意愿”，并进一步确认，在特定情境下，非语言行为同样可以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指示。

此外，法院再次强调，临终或重病状态并不当然否定行为能力的存在。行为能力具有明显的“时间点特征”，即便是在生命最后阶段，当事人仍可能在短暂的清醒状态下作出有效的法律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律师在场并进行了详尽记录，这一因素对法院最终认定起到了关键作用。有评论指出，若缺乏专业人士的参与及充分的证据支持，类似的“撕毁行为”很可能难以被认定为有效撤销。

因此，该案也被视为一个重要提醒：在处理遗嘱变更问题时，仅凭“撕毁文件”并不足以确保其法律效果，寻求专业法律意见仍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