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分开时，无论是长期恋爱关系还是婚姻关系，财产分割往往都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相比之下，未婚同居关系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框架，在关系破裂时更容易引发财产归属争议，也更难实现各方预期中的“公平分配”。
英国高等法院在Fotheringhame v Nelson [2026] EWHC 632 (Ch)一案中的最新判决，再次提醒人们：在同居关系中，如果双方在购房时未能清晰记录各自的出资情况或所有权安排，一旦关系破裂，法院可能不得不依据双方长期的行为来推定产权归属，而最终结果往往并不符合任何一方最初的设想。
故事背景
约三十多年前（约1990年代初期），Fotheringhame与Nelson走到一起，开始共同生活。他们像许多伴侣一样，将收入合并使用，共同承担生活开支，也一起规划未来，包括置业安家。
不久后，两人购入了第一套房产。首付款来自Fotheringhame母亲的资助，其余部分则通过双方共同按揭完成。几年后，两人有了三个孩子，想要更大的房子。于是，他们把这套房产出售，所得资金与银行贷款一起，让他们有机会购置家庭住房。
在购房过程中，资金来源并不单一：除了售房所得和按揭贷款外，Fotheringhame还将自己从祖母处继承的一笔遗产投入其中，用于偿还部分贷款。
这些资金逐渐汇入同一个“家庭财务池” ，却从未被明确区分归属。
当时，两人将房产登记为共同所有人。文件上甚至写明他们作为“共同受益人”持有该房产。但关键的是，这份文件从未正式签署。
关系的转折出现在2003年。两人分手，生活轨迹随之分岔：Fotheringhame留在房子里，独自抚养孩子；Nelson则搬离住所。
从那一刻起，原本“共同承担”的家庭财务结构悄然瓦解：房贷利息、地方税、房屋维修等开支，全部由Fotheringhame一人承担；Nelson的经济参与，则仅限于子女抚养费。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此后的多年里，尽管双方因孩子问题保持联系，他们却几乎从未认真讨论过这套房子的归属问题：没有结算、没有协议，甚至没有一次明确的对话。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二十年。直到2023年，Nelson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自己在该房产中的权益，并要求出售房产进行分割。
法院参考的法律框架是什么？
和大多数同居关系下的房产纠纷一样，法官在审理本案时，并不会从“公平分配”的角度出发，而是必须依据既有的法律框架来判断双方在房产中的权利归属。核心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法定所有权与受益所有权
在房产纠纷中，需要区分两个层面的所有权：
- 法定所有权（Legal ownership）：指登记在土地注册处名下的人，拥有对房产进行处分（如出售或抵押）的权利。
- 受益所有权（Beneficial ownership）：指实际享有房产利益的人，例如居住权、租金收益或出售收益。
两者并不必然一致。即使房产登记为共同所有，受益权益也可能不等或归属于不同主体。
2.基本推定规则
在以下情况下：
- 房产以双方名义共同购买；
- 双方共同承担按揭责任；
- 未明确约定受益权益比例；
法律上的起点推定为：双方在法定和受益层面均为共同且等额持有。这体现了“衡平法遵循法律”（equity follows the law）的原则，即除非有相反证据，受益权通常与登记权一致。
3.推翻推定：共同意图推定信托
如果能够证明双方在购房时或之后形成了“共同意图”，即受益权益应按不同比例分配，则可以推翻上述等额推定。
当缺乏直接证据（如书面协议）时，法院可以通过双方的行为和言辞来推定其意图，并以“理性第三人”的标准进行客观判断。
法院不会采纳未表达的主观想法，而是看行为在客观上如何被理解。
4.如何确定具体份额
一旦确认并非等额持有，法院需进一步确定各自比例。这并非简单的数学计算，而是基于双方围绕房产的整体交往过程（course of dealing）进行综合评估，包括但不限于财务贡献。
法院最终怎么判？
一审法院认为：在购房时，双方的共同意图是等额持有。尽管购房资金中包含Fotheringhame的遗产及其母亲的赠与，但法院认定这些资金已用于家庭住房，应视为双方共同利益的投入，而非其个人财产。
然而，在分手之后，双方的共同意图发生了变化：Nelson停止为房产出资并搬离； Fotheringhame继续居住并独自承担所有费用。
据此，法院认定双方的受益权益随时间发生转变，并最终裁定：
- Fotheringhame：80.7%
- Nelson：19.3%
法院允许Fotheringhame回购Nelson的份额，否则房产将被出售并按比例分配收益。据说，Fotheringhame对此不满（她主张应为95/5），遂提起上诉。高等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
- 一审法官虽表述不够清晰，但法律适用正确；
- 已充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按揭、保险、维修及税费等）；
- 不存在足以改变结果的重大错误。
法院还强调：
- 在无法直接证明共同意图时，可以“推定”双方意图；
- 受益权益的认定并非单纯基于资金计算，而是整体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指出：若按Fotheringhame主张的纯财务计算方法，Nelson的贡献可达28.6%，反而高于其已获判的19.3%。换言之，上诉反而可能带来更不利结果。
丽莎评论
本案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正视同居关系在法律上的局限性。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并不存在所谓的“事实婚姻”（common law marriage），同居伴侣也不会自动享有类似婚姻关系下的法律保护。
一旦关系破裂：
- 无法适用《1973年婚姻诉讼法》下以公平为导向的财产分配机制；
- 财产纠纷通常只能依据《1996年土地信托及受托人任命法》（TOLATA）处理；
- 法院关注的重点，是双方围绕房产的行为与意图，而非整体关系中的“公平性”。
也正因如此，同居伴侣更需要提前规划，并主动保护自身的财产权益。在具体安排上，签订协议往往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同居协议可规范：
- 房产归属
- 按揭及家庭开支责任
- 储蓄、债务及其他资产安排
分手协议则可明确资产与责任的分配，有助于减少争议。虽然这些协议不自动具有约束力，但若程序规范、双方自愿并获得独立法律建议，法院通常会高度重视。
除了协议之外，设立信托声明（Declaration of Trust）也是共同购房时非常关键的一步，该文件可以明确：
- 所有权比例（如80/20）
- 出售收益分配方式
- 后续出资的处理方式
缺乏该文件，法院只能通过行为推定意图，从而增加不确定性和诉讼风险。
本案还特别提示了一点：赠与与继承财产的性质必须清晰界定。本案表明：若赠与或遗产用于家庭用途（如购房），可能被视为共同财产。
为避免风险，应：
- 明确记录资金归属；
- 在信托声明中体现出资性质；
- 考虑签订相关协议；
- 避免与共同资金混同（保持“隔离”）。
否则，原本intended为个人财产的资金，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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