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吉林厄姆（Gillingham, Kent），一对夫妇因在自家后花园建造的附属住宅偏离批准位置约10米，被勒令拆除或支付高达4万英镑的改建费用。争议的焦点在于，这一位置调整正是他们依据议会监管机构的建议作出的。所以，究竟谁该负责呢？

夫妇获得规划许可建造附属建筑

2019年，特雷西·艾伦（Tracey Allen）和保罗·艾伦（Paul Allen）向梅德韦市议会（Medway Council）提交申请，并获得规划许可，在自家狭长的后花园末端建造一座约5.6米高的单层附属建筑。

该建筑计划用于安置他们照顾的一名残疾青年，同时也作为夫妻二人未来养老的备用住所。

在获得规划批准后，项目进入施工前的技术审查阶段。随后，负责建筑监管的机构STG Partnership介入，对方案进行建筑规范审核。艾伦夫妇表示，在这一过程中，建筑管理人员提出，原批准位置距离道路过远，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消防人员的水管无法覆盖该区域。

据夫妇回忆，相关人员明确建议他们将建筑整体向前移动约10米，以满足消防规范。他们表示，对方通过沟通甚至邮件形式给出了这一调整意见，但从未提及需要因此重新申请规划许可。

在此基础上，艾伦夫妇对设计进行了调整，并继续施工。整个建造过程耗资约8万英镑，期间建筑监管人员多次到场检查，并最终确认工程符合建筑规范要求。

然而，在工程推进过程中，问题逐渐显现。夫妇二人表示，他们直到施工阶段才意识到，建筑位置的变更在规划体系中属于重大调整，可能需要重新获得许可。为补救这一问题，他们随后提交了一份追溯性规划申请，对建筑设计进行一定修改（包括降低视觉影响的屋顶方案）。该申请最终在2022年获得批准。

但争议并未因此结束。

政府却发出强制执行通知

2024年2月，梅德韦市议会再次向艾伦夫妇发出强制执行通知，认定该附属建筑“未按批准方案建造”，理由是其位置发生偏移，并指出此前批准的补救性修改并未落实到位。

通知要求他们要么彻底拆除该建筑，要么进行大规模改建以降低其高度和视觉影响。

面对这一决定，艾伦夫妇提出上诉，但在本月被英国规划督察署（Planning Inspectorate）驳回。

负责审理的督察阿赫桑·加福尔（Ahsan Ghafoor）裁定，该建筑当前形态对邻近住户的居住条件造成了“实质性不利影响”。

这一裁决意味着，夫妇二人必须在拆除与改建之间作出选择。根据他们的估算，仅更换屋顶并进行相关结构调整的费用，就可能超过4万英镑。

特雷西·艾伦表示，这一结果令他们难以接受。她指出，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认为规划审批与建筑监管属于同一体系，并会相互沟通，因此才会按照建筑管理人员的要求调整施工方案。

她表示：“如果最初的位置不符合消防规定，那么在审批阶段就应该被否决，而不是在施工过程中再要求我们修改。”

梅德韦市议会方面则回应称，在追溯性规划获批后，相关设计调整并未落实，因此才采取执法行动，并指出规划督察署已支持其决定。

丽莎评论

即便如媒体所说，这对夫妇在事实上遵循了建筑管理人员的建议来做的工程，但在法律上仍处于不利地位。

问题的核心在于，规划许可（planning permission）具有严格的法定效力，其约束对象是经批准的具体方案，包括建筑的位置、尺寸和外观。一旦实际建造结果偏离批准图纸，即可能被认定为“未按批准方案施工”，即便偏差仅为数米。

也就是说，即便梅德韦市议会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沟通失误，通常不会转化为业主的免责理由；尤其是建筑监管（building control）与规划审批（planning）在法律上属于不同体系，前者即使确认建筑符合消防或结构安全规范，也不意味着其在规划意义上是合法的。

因此，在其向英国规划督察署上诉失败之后，进一步通过司法复核推翻决定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除非能够证明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或行政不当。相较之下，更具现实可行性的路径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是接受市政要求，对建筑进行实质性改造以实现合规；二是向地方政府监察专员提出投诉，主张因行政误导和部门失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从而争取一定程度的补偿。不过，这一步会相当有挑战。

这一案例也反映出英国规划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现实：任何影响规划结果的变更，只有被正式纳入批准文件，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即使基于官方建议作出调整，最终责任仍可能由业主自行承担。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能避免呢？

首先，任何已经获得批准的方案，一旦涉及位置、体量或外观的调整——哪怕只是移动数米——都应被视为“实质性变更”。在这种情况下，业主应主动向梅德韦市议会或所在地规划部门确认，是否需要提交新的申请或修订许可，而不应仅依赖现场人员或建筑监管方的口头或邮件建议。

其次，需要明确区分“规划许可”与“建筑监管”两套体系。即便项目已经通过建筑规范审查，也并不意味着其在规划层面合法。涉及消防、安全等原因导致的设计调整，同样可能触发新的规划审批要求，因此在执行前主动核实、反复确认，往往是避免类似纠纷的关键。

第三，在沟通过程中，业主应尽可能保留完整的书面记录，并在关键决策节点要求获得明确、可追溯的正式意见。例如，在根据建议调整方案前，应要求相关部门以书面形式确认该变更是否需要重新申请规划许可，避免日后出现责任归属不清的问题。

此外，在项目复杂或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提前咨询律师相关问题，往往可以提前识别潜在风险。

我们的房产和诉讼律师团队在处理问题方面经验丰富，能够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和解决方案，欢迎随时联系丽莎律师行！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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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是自愿辞职，而是“被逼走的”，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被解雇？

很多人经历过这种情况：

• 明明不是自己想走，却在压力之下，只能选择离开。
• 但这种“被迫辞职”，在法律上到底算什么？是普通离职，还是另有说法？

很多人以为，只要自己是在压力下离开，就一定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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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C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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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是一座很矛盾的城市。一边是金融制度成熟、法律体系严密、资本流动自由的世界金融中心；另一边，却又因为房价高、资金进出便利、产权结构复杂，长期被一些人视为“藏钱”的理想之地。

在繁华背后，资金暗流从未真正停止，伦敦也曾被外界称作“世界洗钱之都”。

就在上周，英国皇家检控署宣布，对一名中国公民及其关联公司发出不明来源财富令和临时冻结令，涉及伦敦85处房产，总值超过8100万英镑。这意味着，这些房产暂时不能自由处置。

这起案件最吸引眼球的地方，不只是金额巨大，而是购买节奏之快、出手之猛，几乎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根据泰晤士报（The Times）的报道，这名男子名叫Su Jiangbo。他并不是英国社会中的“神秘富豪”，也不是伦敦地产圈里低调多年的隐形买家。相反，他在中国本身就有“被通缉嫌疑人”的背景，被中国福建一地法院列入过通缉名单，描述中甚至直接写着他“在逃刑事嫌疑人”。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在中国被追查的人，他是如何辗转腾挪，在英国却能大举买房？究竟是怎么把资金铺进伦敦楼市？

从“被通缉”到“扫楼”，一天买房就花掉上千万镑

Su Jiangbo开始在伦敦的“买买买”始于2023年7月。也就是说，距离他在中国被公开列入通缉名单还有一段时间，但他的资金布局已经悄然启动。

到了2023年9月15日，中国福建省某法院公布了一份通缉名单，Su Jiangbo赫然在列。名单里涉及多名嫌疑人，罪名包括非法赌博、诈骗和网络犯罪等。从这个节点开始，按常理来说，他的资金和身份背景应该会成为更高风险对象。可现实却是，他依旧能在伦敦继续买房。

根据报道，Su Jiangbo在伦敦的买房并不是一套一套慢慢看、慢慢谈，而是典型的“大宗扫货”模式。最夸张的一次，是他在一天之内花掉1,150万英镑，买下7套公寓；第二天，又接着买下两套，合计约200万英镑。这样的操作，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置业，更像是让自己手里的资金快速变成大量不动产。

之后，他继续在伦敦各个新盘里出手，他买下的项目包括：

Triptych Bankside，位于泰特现代美术馆附近，由JTRE London开发。他在这里买了15套公寓，总价接近2,000万英镑，其中一半左右的资金甚至用于一套位于18层的顶层公寓。

到了2024年1月，也就是通缉令发布后不久，他又在伊斯灵顿的Postmark项目买下14套房，价值超过1,300万英镑。

接着，他又在切尔西的Kings Tower买下一套价值65.7万英镑的房子；在南华克的Park & Sayer购入19套房，总价约1,400万英镑；在考文特花园附近的TCRW SOHO，又买下7处房产，合计约1,240万英镑。

换句话说，在短短两年左右时间里，他通过关联公司在伦敦至少购入85处房产，金额高达8,1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7.39亿。

他到底是谁？为什么能买这么多房？

其实，Su Jiangbo并不是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去买房，而是借助了一连串英国公司进行交易，他名下、或由其控制的英国公司名称相当统一，像一组被精心设计过的“壳公司”矩阵：Sky Arrow (UK)、Sky Falcon (UK)、Hollywood Ruby、Hollywood Emerald、Hollywood Gold、Hollywood Onyx、Hollywood Diamond、Hollywood Spinel、Hollywood Silver、Hollywood Opal、Hollywood Global Properties、Hollywood Titanium 等等。

这些公司都由他担任唯一股东和受益人。看上去是分散主体，实际上核心控制权高度集中。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这种结构的好处很明显：交易可以被拆分、分批、分项目推进；对于资金来源审查来说，链条也会更长、更复杂。

更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身份证明文件并不只有中国护照。公开资料显示，Su Jiangbo还持有圣基茨和尼维斯护照，同时也是柬埔寨公民。这其实不难理解，对于顶级富人来说，有多个国籍身份是很正常的事情。

除此之外，Su Jiangbo曾在英国公司管理处（Companies House）中把自己写成新加坡居民，后来又改成马来西亚居民。多重国籍、多重身份、多地公司、多笔大额交易，这些要素叠加在一起，让他自己“美美隐身”。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通缉令在身，他也能通过其他身份来绕过这些束缚。这也让人不得不追问：英国的反洗钱系统是不是失灵了？

更准确地说，问题不一定是系统“失灵”，而是房地产交易链条太长，参与主体太多，开发商、经纪人、律师、登记机构、公司秘书服务、跨境身份文件。每一道环节都可能让风险被稀释。尤其是新盘销售，开发商面对的是一组一组项目和买家，交易只要能推进，很多时候就会默认“由律师和中介去做尽调”。而一旦对方刻意把资金和身份拆解包装，审查就很难做到滴水不漏。

他是怎么绕过反洗钱调查的？

从现有的报道和通报来看，Su Jiangbo能够在伦敦“挥金如土”，并不能说某一家律师事务所或某一个开发商必然存在违法行为；但可以明确的是，Su Jiangbo的交易没有在前期有效触发足够强的警报。

首先，是“黄金护照”带来的身份风险被低估了。按照英国反洗钱规则，投资入籍通常应触发“增强尽职调查”。换句话说，单凭“能出示合法护照”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核查其居住地、资金来源、受益所有人、交易目的、是否存在政治或刑事风险等。

其次，大额、复杂、批量交易本身就应该被特别警惕。一个买家短时间内买下十几套房、几十套房，逻辑上就已经不太像正常自住需求，而更像资产洗白或资金转移。尤其是新楼盘，很多项目允许一次性购买多个单元，甚至通过批量交易拿到更好的条件，这给了资金包装更大的空间。试问，如果你是地产公司的销售，你怎么可能会让一个能买几千万英镑的大客户跑掉呢？

再次，Su Jiangbo是公司层层转手让表面买家和实际控制人之间隔了一层又一层。房子虽然登记在英国公司名下，但公司后面是谁控制、钱从哪来、最终受益人是谁，这些都是额外难题。

最后，是跨境信息不对称。一个在中国被通缉的人，如果英国本地的相关反洗钱环节没有及时、充分地接入境外风险信息，并且拥有多国身份，只要他不出示中国护照，而且他在英国也没有被指控或被定罪任何犯罪行为，那么他或许可以利用这样的“漏洞”来隐藏自己的背景。

换言之，这起事件更像是一个高风险买家在复杂系统中找到了一丝空间。

不明来源财富令到底是什么？

根据目前的丽莎所掌握的信息，没有披露英国皇家检控署（CPS）是在哪个环节找到了破绽，但他们成功地申请到了Unexplained Wealth Order（UWO），“不明来源财富令”和“临时冻结令”。

“不明来源财富令”的逻辑非常直接：平时如果国家要没收犯罪所得，往往得先证明一个人犯罪了；但如果某人资产显然与其收入不匹配，住着豪宅、开着豪车、手里却没有合理解释，那么执法机关就可以先反过来要求他解释：这些钱从哪里来？

在Su Jiangbo的案件中，法院已经对其及关联公司发出不明来源财富令和临时冻结令。这意味着，接下来他有三个月时间，必须证明这些买房资金是合法取得，或者至少能说明清楚资金来源、交易路径和受益结构。

如果他拿不出足够说明，后果就不只是“被怀疑”那么简单，而是可能进一步进入民事追缴程序。一旦进入后续追缴，英国检方就可以请求法院没收相关资产。

需要注意的是，Su Jiangbo目前在英国没有被指控或定罪。这也是英国法律程序的重要特点：先冻结、后核查；先要求解释，再决定是否追缴。

如果房产买家被调查，该怎么办？

对于一般房产买家来说，这起案件的意义，远比“看热闹”更现实。虽然普通买家不会陷入类似的审查，但丽莎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海外买家和房产投资人重视英国的反洗钱调查。

如果遇到了类似的调查，请做好以下准备：

第一，要尽快整理资金链条。包括银行流水、工资收入、分红记录、公司报表、股权交易文件、借款协议、资产出售合同等。只要钱是合法来的，就必须能在文件上说得通。

第二，要把受益所有人结构理清。公司买房最怕的不是“公司名义”，而是“谁最终控制公司”说不清。复杂架构不是原罪，但必须可穿透、可解释。

第三，别试图用“护照很多”“身份切换快”来增加灵活性。恰恰相反，这在反洗钱里往往是“危险信号”。身份越多，越要证明每一个身份和资金之间的关联是合法、透明、可追踪的。

第四，不要因为“别人都这么买”就放松警惕。英国新盘、批量购房、跨境转账、离岸公司、第三方代持，这些组合放在一起，风险极高。真正安全的做法，是在交易前就把尽调做扎实，而不是等命令下来后再补救。

第五，遇到监管问询时，不要拖延、不要隐瞒、不要拼接材料。不明来源财富令本质上比拼的是证据链完整度。材料越迟交，解释越混乱，处境往往越被动。这时您可能需要律师的协助，帮助您完成相关的审核。

最后，丽莎还是要提醒广大购房者，在选用购房律师时，不要被一些夸大其词的宣传所迷惑。比如，不检查资金来源，或者对资金来源的监管很松，这看似是给自己节省了不少麻烦，但实际上，如果在购房末期出现反洗钱问题，或是在购房之后遭遇调查，那么最后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在选择律师时您需要擦亮双眼，选择有监管，有口碑，对客户负责的律师，这样才能保证交易过程中的资金安全。当然，如果您对此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联系丽莎房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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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提到离婚分财产，第一反应就是：一人一半，五五分。但现实往往没这么简单。孩子怎么安排、谁更需要住房、离婚后生活如何继续——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比“分多少”更重要。也正因为没有提前想清楚这些关键点，不少人在谈不拢之后走上诉讼，付出的代价往往远超预期。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真实案例——JK v LM [2026] EWFC 32 (B)——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双方在离婚财产上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始终没法达到一致，仅法律费用就已经花了超过20万英镑。

故事背景

在本案中，我们把两位当事人称为H先生和W女士。

2012年9月，两人结婚。那时候的他们，年纪相仿、事业稳定、收入也不错。H先生做商务拓展，一年大概7万英镑；W女士在一家全球银行做项目经理，年收入超过10万英镑。婚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生活可以说是稳定、体面，在外人看来是“挺成功的家庭”。

这些年下来，他们也确实攒下了一笔不小的家底——大约230万英镑的资产：一套价值120万英镑的婚房、一套正在出售的投资房、一处海外度假房，还有各自婚前带来的出租房产和养老金。在当时，这些东西更像是“共同努力的成果”，而不是将来要争的东西。

但变化，很快就来了。

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长期居家与压力叠加，在这对夫妻之间隐性的矛盾逐渐显现。双方围绕家庭财务、收入贡献和支出安排发生争执，关系迅速恶化。

2022年11月，H先生在海外提起离婚程序，但不久后撤回，双方转而同意在英国推进他们的离婚事宜。

冲突升级 两人财产闹不清楚

2024年，两人的离婚进入法律程序阶段。双方依据《Family Law Act 1996》申请相关命令，H先生搬离婚房。同一时期，关于子女安排的争议进入《Children Act 1989》框架下处理，并在2025年5月形成最终命令：两个孩子主要与母亲W女士生活，父亲在周末及假期与子女相处。子女问题算是暂时落地了。

接下来，就是最难、也最容易“打起来”的部分——分财产。

2024年5月，H先生提交Form A，正式启动财务救济程序。2025年1月，法院主持的金融争议解决听证（FDR）未能促成和解。此后一年，双方在多个问题上持续对立，包括房产估值、婚前财产的性质、是否存在不当支出，以及养老金如何处理。几乎每个点都在争。

更现实的是，这场争执非常“烧钱”。到案件进入最终审理前，双方已经花了超过20万英镑的律师费。甚至有一段时间，两人还不得不自己上阵打官司。

到2026年2月，案件进入为期三天的最终审理。在法庭上，双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分配方案。

H先生的逻辑简单直接：既然是婚姻期间积累的资产，那就对半分（50/50）:

• 房子卖掉平分
• 养老金也尽量拉平
• 分完之后彻底“各走各路”（clean break）

而W女士的想法更偏向现实安排：

• 自己保留婚房（因为孩子跟她住）
• 指出H先生在婚姻后期有不当支出，要求“加回”（addback），金额接近20万英镑
• 一些婚前资产不应该拿出来分

也就是说，一个强调“公平分一半”，一个强调“现实怎么过日子”。

法院怎么看：不是所有案子都能对半分

法院在审理中首先回到法律框架，即《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73》第25条所确立的原则：在考虑公平分配之前，必须优先评估当事人及未成年子女的实际需要。

法官据此认定，本案虽资产规模不小，但在满足双方住房及生活需求后，并不存在足够的“剩余”用于简单地实现平均分配。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被认定为一个典型的“需求型案件”（needs case），而不是那种可以简单按50/50分的“分享型案件”。

因此，接下来——围绕具体争议，法院逐一作出判断。

首先是房价。H先生想用房产中介的估价，推翻双方共同委任专家的报告。但法院没有接受，理由很简单：你没有通过正式程序去质疑专家意见，那么事后就不能再换说法。中介估价，只能作为很有限的参考。

其次是“你有没有乱花钱”。W女士提出接近20万英镑的addback主张。但法院认为，这类主张门槛很高，通常只适用于明显的转移或隐匿资产。本案中，大多数支出更像是“不太明智”，但还不到“需要追回”的程度。而且，如果为此做全面财务追溯，既费时又不成比例。结论是：不支持。

再来看婚前财产。H先生希望把自己的出租房“隔离”出去。但法院注意到，这些资产在婚姻期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家庭整体利益，而且H先生也把不少财务决策交给W女士处理。如果只保护一方，会显得不公平。最终，这些房产被纳入分配范围。

至于住房问题，法院把重点放在孩子身上。W女士的住房需求被评估为约85万英镑，而H先生为65万英镑。差距的核心原因其实很直接——孩子跟谁生活。

养老金方面，法院没有选择简单对半，而是更灵活处理：考虑到双方还有工作能力、收入也不低，不需要完全拉平，但W女士仍需将其在职养老金的一部分（26.37%）分给H先生，同时保留她的婚前养老金。

最终判决结果如下：婚房转移至W女士名下，由其在六个月内解除H先生的按揭责任；若未能完成，则房产出售但收益仍归W女士。第二套房产出售，所得归H先生所有。第三套房产由双方互享优先购买权，若均未行使则出售并平分。养老金方面，W女士需将其在职养老金的26.37%转移给H先生。

双方在财产分配完成后实现“清算式分离”，即不再保留持续性的经济义务。

丽莎评论

该案再次表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家庭法实践中，“对半分”并非默认规则。即便在资产规模达到数百万英镑的情况下，只要资源不足以在满足现实生活需要之后再进行平均分配，法院仍会优先考虑居住、子女及基本生活保障等因素。

在这一逻辑下，公平更多体现为对现实处境的回应，而非形式上的均等。因此，我们建议当事人尽早明确子女安排，并围绕“现实生活如何继续”来评估财产分配，而不是单纯执着于比例上的公平。

同时，这个案子也提醒当事人，不要轻易依赖“对方乱花钱”的指控来争取更多资产，因为法院对所谓addback的门槛设得很高；而婚前财产如果在婚姻中被用于家庭用途，也很可能被纳入分配范围。换句话说，很多人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法律上其实并不稳固。

总之，从实务角度来看，如果一方在婚前已有较多资产，或双方财务结构较复杂，提前签署婚前或婚后协议会更加稳妥。虽然这类协议在英国并非绝对具有约束力，但自Radmacher v Granatino [2010] UKSC 42以来，只要程序公正、内容合理，法院通常会予以充分考虑。与其在离婚时花费高昂成本争议，不如在关系稳定时就把规则说清楚。

如果您想离婚或在处理离婚问题上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系丽莎律师行。我们的专业律师团队可以为您提供详细分析，提供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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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三年前，在英国利物浦阿尔伯特码头（Albert Dock, Liverpool）的一家Miller&Carter牛排餐厅内曾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事件。据报道，一名女顾客及其同行人员因错过预订的生日晚宴，在被拒绝用餐后情绪失控，并对餐厅工作人员实施攻击。时隔数年，这名涉事女子最终被警方逮捕并接受审理。

这场冲突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升级到如何恶劣的？对于餐厅经营者而言，又能从中获得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警示？

客人预订餐厅但迟到  还野蛮打人？

据说，这名涉事客户名叫玛丽·麦金利（Mary McKinley），来自兰开夏郡斯凯尔默斯代尔（Skelmersdale, Lancashire）。当晚，她与一群朋友抵达餐厅，原计划庆祝生日。

根据预订记录，他们本应在晚上9点45分入座，但因迟到而错过了用餐时间。餐厅工作人员告知厨房已经关闭，并建议他们前往酒吧区域。

随后，事态因酒精服务问题进一步紧张。检察官伊莎贝拉·丹恩-怀特（Isabella Dunn-White）指出，同行的两名男性未能出示年龄证明，因此被拒绝提供酒精饮品。

随后，整组人员被要求离开餐厅，但他们却在门外逗留不去。

不久后，局势迅速恶化。这群人开始对当班员工马德森·罗奇-琼斯（Madsen Roach-Jones）大声叫喊，甚至有人强行闯回餐厅。据报道，面对威胁性行为和“举起的拳头”，罗奇-琼斯不得不抓起椅子自卫，并退回室内。

冲突随即升级为肢体暴力。麦金利直接脱下高跟鞋，挥舞着击打罗奇-琼斯的头部。此时，厨师安杰洛·穆托（Angelo Mutto）从厨房冲出试图干预，他抱住一名被指为“头目”的男性，试图将其拉开，但随即遭到反击，被击中后脑并倒地。

混乱中，麦金利多次试图攻击穆托的面部，导致其头部受伤、出现肿块，右眼也明显肿胀。事后，穆托在声明中表示，这起事件令他“非常紧张和震惊”，并强调：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我的工作场所袭击我。”

与此同时，罗奇-琼斯也在冲突中受伤，其后脑肿胀并伴有肋骨损伤。他表示，事发时“非常害怕，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行为”，并担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一年后 涉事人被捕

在得知警方已经介入后，这群人迅速离开现场。警方随后通过餐厅预订信息锁定麦金利，但她未按要求前往默西塞德郡警方（Merseyside Police）接受问询。

直到一年后的2023年12月，麦金利才被警方逮捕。记录显示，她此前已有三次前科，涉及共11项罪行，包括盗窃和妨碍公务。

在庭审中，辩护律师克里斯·麦克马斯特（Chris McMaster）表示，现场冲突并非单方面行为，且在麦金利介入前已出现混乱。他还提到，麦金利曾有精神健康问题，并在近期失去一位居住在爱尔兰的亲人，原计划前往探望其独居的父亲。

Liverpool Crown Court于本周二审理此案。

最终，麦金利承认犯有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的袭击罪和殴打罪。主审法官马克·安斯沃思（Mark Ainsworth）判处其六个月监禁，缓刑18个月。同时，她还被要求参加最多10天的康复活动，并接受为期三个月、每日晚9点至次日早5点的电子监控宵禁。

丽莎评论

在英国，餐厅内顾客情绪失控并引发冲突的事件并非个例，在不少城市都曾经发生，也是许多餐饮经营者面临的现实难题。那么，如果餐饮场所遇到类似情况，应当如何应对？

从法律角度看，餐厅员工在面对威胁时并非“只能忍让”。根据《Criminal Law Act 1967》，个人是有权为保护自己、他人或防止犯罪而使用武力的。同时，普通法也承认“合理自卫”的权利。这意味着，在遭受攻击或面临现实威胁时，员工采取防护措施——例如使用椅子阻挡、与同事合力控制对方——在原则上是被允许的。

但需要明确的是，法律同时设定了清晰边界：所有行为必须符合“必要且相称”的标准。所谓“必要”，是指当时情境下确实存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避免的风险；而“相称”，则要求所使用的力量不能超过制止威胁所需的程度。一旦对方停止攻击或威胁解除，继续使用武力就可能被认定为过度，甚至构成违法行为。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餐厅员工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制服对方”，而是尽可能避免冲突升级。在顾客出现不满或争执初期，应保持沟通简洁明确，避免情绪对抗，并尽早引入管理人员介入。当顾客拒绝离开或出现言语威胁时，应果断表明立场并准备报警，同时疏散其他顾客，降低风险范围。

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为肢体冲突，员工可以采取防御性措施，例如借助周围物品形成物理隔离，或在多人配合下限制对方行动。但关键在于，这些行为应始终以“阻止伤害”为目的，而非惩罚或报复。一旦局势得到控制，应立即停止一切肢体接触，并将后续处理交由警方。

与事后应对同样重要的，是事前预防。在多数类似事件中，冲突往往并非突然爆发，而是经历了从不满、争执到对抗的逐步升级。因此，餐厅在制度和操作层面的预防措施，往往决定了事件是否会走向失控。

首先，清晰而一致的规则是预防的基础。例如，对“迟到多久视为取消预订”“厨房关闭时间”“酒精供应的身份证要求”等，应在预订确认、门口提示或菜单中明确告知，减少现场解释带来的争议空间。其次，员工应接受基本的“冲突降级”培训，包括如何使用中性语言、如何避免刺激性表达，以及何时应及时引入管理人员介入。这类沟通技巧，往往比事后控制更能有效降低风险。

在运营层面，高风险时段（如夜间、周末或涉酒精服务时段）配备足够人员或安保支持，也被普遍认为是必要措施。同时，完善的监控系统不仅有助于事后取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潜在冲突形成威慑。根据《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 Act 1974》，雇主有义务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这种义务不仅体现在事故发生后的处理，也体现在对风险的前置管理。

经营者还应重视雇主责任保险（Employer’s Liability Insurance）。根据 Employers’ Liability (Compulsory Insurance) Act 1969，大多数雇主必须依法投保，以覆盖员工在工作中受伤（包括顾客暴力）的赔偿风险。如果员工因工作场所安全不足提出索赔，该保险通常是关键保障。但需要注意，保险并不能替代安全管理义务；若被认定未尽合理保护责任，亦可能影响理赔结果。

此外，事件发生后应注意及时保存监控录像、记录在场人员证词，并保留相关医疗记录。这不仅有助于警方调查，也关系到员工自身在法律上能否证明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在涉及人员受伤、警方介入，或员工可能面临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建议尽早咨询律师；在接受警方问询或作出正式陈述前获得法律意见，也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如果您在经营餐馆或商铺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进一步咨询丽莎律师行。我们的商业房产律师团队可以给您提供专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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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C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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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家庭法体系中，一旦法院判定由一方父母单独抚养（sole custody / sole residence）子女，另一方往往会被严格限制与孩子的接触。严重的情况下，不仅探视权会被取消，甚至连电话、信息等联系也可能被全面禁止。

换句话说，这类判决并不只是“孩子跟谁住”的问题，而是可能直接切断一段亲子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措施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保护。

然而，英国近期的一个案件让人震惊：一位母亲，成功证明一份有问题的“专家意见”，撬动英国法律的漏洞，和自己“整整六年没见”的孩子重聚。

一份“专家报告”改变了一切

事情要回到2019年。当时，这位化名为艾琳（Erin）的母亲正与孩子的父亲陷入激烈的纠纷。双方不仅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还互相指控对方存在家庭暴力问题。

这位母亲甚至提出了涉及严重人身伤害和性侵的指控。

按理说，在英国的离婚和抚养权诉讼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指控通常会被认真调查，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安全与福祉。

在此前的审判中，法院采纳了一位名叫梅兰妮·吉尔（Melanie Gill）心理学家的评估意见。这位“专家”提出了一个关键判断：

• 母亲艾琳存在“父母疏离”（parental alienation）行为
• 即艾琳会操控孩子，使其疏远父亲

基于这一结论，梅兰妮·吉尔提出了极其激进的建议：

• 孩子应立即离开母亲
• 由父亲单独抚养
• 母亲应被完全禁止接触孩子

与此同时，这位心理学家还认为：艾琳的案件没有必要调查双方关于家庭暴力的指控。

这意味着艾琳提出的严重指控，包括暴力与性侵从未被实质审查。

“一夜之间失去一切”：法院作出的极端裁决

时间来到2019年12月，处理此案的法院采纳了这份评估报告。

而判决结果极为严厉：

• 两个孩子（当时分别为9岁和12岁）的父亲获得单独监护权
• 母亲被禁止与孩子接触

这对艾琳来说属于晴天霹雳，没想到自己不仅没争取到抚养权，从那一刻起，她不仅失去了孩子的日常陪伴，甚至彻底失去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这不仅对艾琳来说是残忍的，对她的两个孩子也同样如此。艾琳此后也一直在上诉，但是一直没有获得成功。

转折点：一个15岁少年的“出逃”

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家庭并没有如法院设想那样“恢复正常”。相反，问题逐渐浮现：

• 孩子在父亲的抚养下出现孤立、恐惧和不信任感
• 有关虐待的指控仍然存在，但没有被调查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4年。虽然母亲多次上诉未果，但事情突然发生戏剧性变化：15岁的儿子迪伦（Dylan）从父亲家中逃离。

迪伦不仅仅是“离家出走”，还做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他为自己聘请了律师。

在英国，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在特殊案件中，未成年人可以通过独立法律代表参与诉讼。之后的进展迅速：

• 迪伦被安置在寄养家庭
• 他向法院表达了他的真实经历
• 他明确表示对原有判决（抚养权归属父亲）的不信任

迪伦的律师在法庭上表示：

• 他在父亲家中感到孤独、恐惧、被隔离
• 他对整个司法体系失去了信任

年少的迪伦现在只想一件事，就是回到自己阔别6年的母亲身边，和母亲一同生活。

心理专家是“伪专家”？

律师后来在法庭上指出，这个案件的关键问题在于：几乎所有专业人士都错过了关键时机。

比如：原本的审判中，没有人认真核查家庭暴力指控；过度依赖单一“专家意见”；更没有倾听孩子的真实感受。

更重要的是，心理学家梅兰妮·吉尔本身并非受监管的执业专家。在英国，虽然法院可以任命“专家证人”，但当时的制度允许使用未受监管的心理学家，这为当时的判决埋下了隐患。

但是，梅兰妮·吉尔声称她完全有资格在家庭诉讼中担任专家证人，并且她拥有多年的专业培训和专业知识。

高等法院介入：推翻原判

案件最终提交至英国高等法院，在2025年1月的听证中，法院作出关键决定：撤销2019年的原判。

这意味着：

• 原先基于心理学家评估作出的事实认定被推翻
• 整个案件的基础被否定

随后，法院作出新的安排：迪伦可以与母亲共同生活。他们终于在六年后，第一次一起度过圣诞节。

由于家庭中的大女儿在案件宣判时已经成年，因此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也不存在抚养权归属的问题。

不过对于迪伦来说，新的判决给了他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活。对于母亲艾琳来说，她终于打破此前的审判魔咒，和自己的孩子一同生活在一起。

案件背后的“法律漏洞”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并不只是因为情节戏剧化，而是因为它揭示了几个系统性问题：

1. “父母疏离”概念的滥用

近年来，英国司法界开始重新审视“父母疏离”这一理论。2024年的最新指引明确指出：法院不应轻易依赖专家去判断“父母疏离”，尤其是在存在家庭暴力指控的情况下。

2. 未受监管的专家风险

本案中的关键人物，心理学家梅兰妮·吉尔并未受到正式监管。但她却参与了约200起案件的审判，可能对很多家庭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

目前英国政府已经开始推动改革：未来可能禁止使用未受监管的专家

3. 家庭暴力指控被忽视

本案最严重的问题是：对严重指控“直接跳过调查”，这在程序正义上是极其危险的。这也是本案能够翻案的原因之一。

4. 孩子的声音被压制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本案中未成年孩子的真实感受没有被采纳，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安排，直到孩子主动发声，局面才被改变。

其实本案能够“翻案”，不仅仅是母亲一直在上诉的努力，也有孩子自行寻找律师，宁愿被安排到寄养家庭也不要和生父生活在一起的勇气。

而其中的法律漏洞，一次错误的判断，确实能够改变家庭的命运和家庭成员的生活。

丽莎在这里提醒您，在某些情况下，不要盲目依赖“专家意见”，在家庭法案件中，专家意见影响巨大，但它不是不可置疑的。

同时，如果存在家庭暴力的指控，也必须坚持要求法院进行调查。

最后，如果出现了新的证据，请及时坚持上诉，在专业的律师的配合下，是有翻案的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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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C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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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英国住房法律环境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围绕租客权益保护的改革不断推进，越来越多房东开始感到“心里没底”。不少人担心：一旦租客不配合或者发生纠纷，自己是否会陷入“赶不走人”的困境？甚至有房东直接卖房退出市场。

其实，这种焦虑并非毫无根据，当前驱逐程序确实变得更加严格和规范。于是，一些房东在选择租客时更加谨慎，甚至变得异常挑剔，最终导致租客更不好找房。

今天丽莎和大家分享的案例就和非法驱逐有关。案件中的房东跨过了法律红线：他没有走任何合法程序，而是选择了最直接、也是最危险的一步——换锁赶人。

一趟假期回来，家门却再也打不开

案件的主人公是一位单亲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分别为12岁、8岁和5岁），居住在伦敦西北部的哈罗区（Harrow），而且，他们一家四口已经在这套房子里生活了超过10年的时间。

这10年，这家人早就把这栋房子看成了自己的家。

在出国度假前，这位母亲与房东沟通良好，双方达成一致：她带孩子出行期间，房东可以进入房屋，对厨房进行一些装修或维护工作。

按理说都是10年的房东和租客了，大家也都互相信任。房客临走前也没察觉出任何异样，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良性合作”。

然而，当她带着孩子结束假期回到英国时，事情彻底变了。

家里的门锁被换了，她进不去家门。

屋内的一切，也已经不属于她的“掌控范围”。

于是，她给房东打电话，房东的口径竟然变成“租约已到期”。

所有物品被清空，有些再也找不回来

更糟糕的是，房东不仅换了锁，还把这家人的所有物品全部搬走。这些物品被统一放进了一个储物仓库。

房子可以不住，但是自己的东西仍需要找回。虽然房东把他们私人物品转移，但仍有不少东西永久消失，其中包括极具情感价值的家庭照。而这种损失，几乎无法用金钱衡量。

与此同时，现实问题也接踵而至：

• 3个孩子开学在即，校服、午餐盒全部需要重新购买
• 一家人无家可归，在伦敦临时找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母亲向当地市政厅求助，哈罗市政厅了解到情况后，暂时把这一家人安置到距离原住处很远的临时住所，孩子的上学安排被打乱，生活节奏也几近崩溃。

这一次度假，真的不只是一家人的短暂休息，而是变成一次被动且混乱的生活重置。

房东的辩解：她已经“自愿退租”了？

事已至此，这位母亲已经无法回到自己居住了10年的“家”，但这种被驱逐的经历不能就这么过去，于是她向房东发起了索赔。

面对指控，房东提出了一个常见的抗辩理由：租客已经“交回房屋”（surrender tenancy），声称这位母亲已经同意结束租约。

但问题是房东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持。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

• 房东没有提供任何书面证明
• 没有沟通记录支持这一说法
• 甚至连基本的证人证词都缺失

更糟的是，这位房东在诉讼过程中还存在程序问题：

• 未按要求提交证据（disclosure）
• 未提供证人陈述（witness statement）
• 在临近开庭时试图申请延期（adjournment），但被法官拒绝

法院毫不犹豫地站在租客一方。

判决结果：房东需赔偿35,000英镑

最终法院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非法驱逐（illegal eviction），判决房东支付超过35,000英镑赔偿。

这笔赔偿涵盖：

• 非法驱逐造成的精神损害
• 临时住宿带来的不便和费用
• 丢失物品的损失
• 生活干扰及额外支出

最终，房东为他的违法行为买了单，这笔钱可能是他这个房产接近1年的租金，可谓是得不偿失。

法律分析：什么是“非法驱逐”？房东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英国，房东不能随意把租客赶出去。即便租客真的存在问题，也必须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

以下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驱逐：

• 擅自更换门锁
• 切断水电逼迫搬离
• 威胁、骚扰租客
• 在未取得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强制清空房屋

本案中的“换锁+清空物品”，几乎是非法驱逐的典型模板。

可能有人想问，为什么房东要这么做？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

由于报道中没有提到具体的名字和地址，丽莎无法查询案卷，但从当前的报道内容来看。可以推测房东“非法驱逐”的原因可能是想要涨房租，由于这位房客已经租了10年，很难在当年的基础上通过涨价来达成当前的房租水平，只有换房客才能实现这一目的。

“合法驱逐”又该怎么操作呢？

一般来说，目前尚可执行的合法驱逐通常需要“三步走”：

1.发出正式通知（Notice），常见的包括：

Section 21（无过错驱逐），但这一条款即将被废除。

Section 8（基于租客违约，如拖欠房租）

2.申请法院命令：

如果租客未搬离，房东必须向法院申请“占有令”（possession order）。

3.通过执法官执行

可以通过法院授权的执法人员（bailiffs）可以执行驱逐。

需要注意的是：整个过程中，房东不能“亲自动手”赶人。而在2026年5月1日之后，房东也不能再使用Section 21（无过错驱逐）来驱逐租客。

新制度下，还有几个明显变化：

• 某些驱逐理由（如“我要卖房”）在租期前期不能随便使用
• 通知期限普遍延长（有的甚至需要提前数月）
• 所有租约将趋向于长期滚动制（periodic tenancy）

换句话说：未来房东想“收房”，会比以前更慢、更难、更规范。

租客遇到不讲理的房东，应如何应对？

其实，在丽莎接手的很多非法驱逐案件中：警方往往认为是“民事纠纷”，不愿介入；而地方政府资源有限，执法不积极，这导致不少房东“铤而走险”，而租客维权困难重重。

在租赁关系中，权利和边界必须被尊重。房东虽有财产权，但租客同样有居住权。一旦越界，不仅要赔钱，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你遇到类似情况，可以考虑：

第一时间收集证据：拍照、录像、保留沟通记录（短信、邮件等）

尽快寻求法律帮助：法律援助在此类案件中通常是可用的

不要轻信“口头协议”：任何涉及退租或交房的行为，尽量书面确认

联系当地Council：即使他们不能直接执法，也可以提供临时住宿支持

当然，想要和案件的那位母亲一样提出索赔，获得赔偿，还是需要指派律师帮助您索赔。如您遇到任何类似的问题，欢迎您随时联系丽莎诉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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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99镑，就能把遗嘱“全部搞定”？写遗嘱，真的只是填表格、勾选选项这么简单吗？

很多人觉得，遗嘱只是“写一份文件”。但实际上有些关键细节，一旦忽略，影响的可能不是现在，而是未来。甚至，有些情况会变得非常复杂……

为什么有些“便宜方案”，律师反而不推荐？

遗嘱如果哪里没处理好，会发生什么？

有些决定，当下看起来没问题，为什么以后会出事？

点击视频看看：你现在做的选择，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问题？

《99镑遗嘱靠谱吗？为什么有些选择反而更贵？》

莎粉们喜欢我们的影片吗？之后，丽莎还会继续以简单平易的方式，和大家科普更多英国法律信息。想要学习更多，记得关注我们！

丽莎还要提醒，所有我们制作的视频，都会同步发布在丽莎的官方YouTube平台。如果想要观看更多丽莎视频，可以关注我们（丽莎律师行）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PmpxpJNXwSfgy7_z6ljKmg

我们也有英文版YouTube（Lisa’s Law Solicitor）：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3MHpkVaHm6EsGunDg1xUpQ

如果对于视频内容，英国法律的更多方面，还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直接咨询丽莎律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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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莎粉周三好，欢迎点击《丽莎商法快讯》，本周需要重点关注的英国商业、商法信息有：

• 英国2月通胀“稳住”3%，涨价前最后的平静？
• 中产坐不住了，英国能源补助让中产更“受伤”
• 2026英国雇佣法大洗牌，打工人和老板都要重学一遍规则
• 英国将给青少年“限流断网”，实验测试已开启

→英国2月通胀“稳住”3%，涨价前最后的平静？

英国通胀在今年2月看似按下了“暂停键”——同比维持在3%，与1月持平，表面上延续了此前逐步回落的趋势。

然而，这份看似平静的数据，其实更像是风暴来临前的短暂宁静。英国国家统计局（ONS）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份的12个月内，服装和鞋类价格上涨了0.9%；酒类产品拉低了通胀率，达到了自2022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汽油价格的回落也拉平了服装鞋类的上涨。因此，2月的通胀总体保持持平。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采集于中东局势升级之前，还没有明确反映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

换句话说，通胀现在看似没有继续上涨，并不意味着生活成本在下降，只是涨得没那么快了。随着油价因冲突迅速攀升，企业运输、生产成本同步抬高，未来食品、能源乃至娱乐消费价格，都可能被“连锁推高”。

现实中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比如，一家校车公司的燃油成本在短短三周内上涨了约20%，从每升1.21英镑飙升至1.86英镑。对于依赖燃料运营的企业来说，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侵蚀利润，也迫使他们考虑涨价甚至削减服务。

更值得警惕的是，工资增长目前虽略高于通胀，但增速已放缓。一旦通胀因能源冲击再次抬头，居民实际购买力可能迅速被侵蚀。部分机构甚至预测，英国通胀年内或将反弹至4.6%。

因此，当前的通胀维持在3%并不是终点，而更像一个转折点。英国经济面临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中产坐不住了，英国能源补助让中产更“受伤”

在能源价格飙升、通胀仍处3%的背景下，英国政府的新一轮能源补助方案却引发了不小争议。

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Rachel Reeves）明确表示，能源补贴将“精准投向最需要的人”，预计约600万领取福利的人群可继续获得如150英镑能源折扣等支持。然而，这种“定向帮扶”在现实操作中，却被不少人解读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选择性忽视”。

因为目前类似的能源补贴政策，本质上是通过在其他家庭账单中加收费用来实现，平均每户每年要多承担约40英镑。这意味着，那些既不够穷、拿不到补贴，又无法完全抵御涨价压力的中产家庭，反而成了最大的“背锅侠”。

与此同时，能源、燃油和食品价格正在形成合围之势。柴油价格逼近每升180便士，一箱油接近100英镑；食品通胀可能在夏天冲上8%，一年下来可能会让普通中产家庭多支出近500英镑。在这种情况下，中产家庭不仅要承受更高生活成本，还可能面临进一步加税的压力，因为政府承诺不会大幅增加借贷。

从本质上来说，支持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本无可厚非，但当补贴机制变成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长期兜底，那么公平性问题就难以回避，被忽视的中间人群，或许正承受着最真实的压力。

→2026英国雇佣法大洗牌，打工人和老板都要重学一遍规则

2026年4月，英国劳动法迎来一轮“密集更新期”，核心围绕《2025年就业权利法案》的逐步落地。这次改革不只是小修小补，而是从工资、病假、育儿假到裁员、工会、用工合规等多个维度全面重塑用工规则：对打工人来说是“权利升级”，对企业来说则是“成本+合规双重考验”。

1.最直观的变化：工资涨、福利多、请假更容易

从2026年4月起，英国最低工资全面上调，21岁以上的“国家生活工资”涨至每小时12.71英镑，年轻群体的工资涨幅更明显。这意味着企业用人成本进一步上升，但也直接提升了基层员工收入。

与此同时，病假制度发生关键变化，法定病假工资（SSP）不再需要等3天，从“第一天请假就能拿钱”，而且取消了最低收入门槛，几乎所有员工都能覆盖。对员工来说，这是实打实的保障；但对企业而言，短期病假可能增加，管理难度也随之上升。

家庭相关假期也明显“松绑”：陪产假和无薪育儿假变成“入职第一天就能用”，不再要求工作满一定时间。此外，如果孩子出生后一年内母亲去世，伴侣最多可享受52周陪产假。这些变化强化了对家庭责任的支持，但也意味着企业需要更灵活地安排人手。

2.裁员和用工风险：成本更高、操作更难

首先，集体裁员的违规成本直接翻倍，未依法进行集体协商的赔偿上限从90天工资提高到180天。这一变化极大提高了企业“操作失误”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政府正在推动改变“裁员触发门槛”。过去，只要单个办公地点裁员不超过20人，就可以规避集体协商义务。未来可能改为“全公司累计人数计算”，比如达到250人就触发义务。这意味着跨地区的大型裁员将更难“拆分操作”。

3.监管更严：一个“超级执法机构”要来了

2026年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公平工作署”（Fair Work Agency）的设立。这个新机构将整合多个执法职能，统一监管最低工资、病假工资、假期工资等问题，还拥有处罚、追缴甚至直接提起劳动仲裁的权利。

简单说，过去一些“灰色操作”（比如假实习、不规范计薪）可能只是被投诉才会查，现在变成“主动执法”。企业如果不提前自查，很可能面临更高罚款和法律风险。

比如针对“无薪实习”，政府已经明确要重点整治，要求企业必须确保实习生拿到最低工资，否则将被认定为违法用工。

4.职场公平：从招聘歧视到性别问题的边界更清晰

比如在宗教信仰歧视案件中，法院强调：不能因为应聘者的信仰本身而拒绝录用，但如果其表达方式确实会影响工作或他人，才可能构成合理理由。

在性别间接歧视方面，法院则给了企业一定空间。如果公司要求（如周末工作）是出于合理运营需要，且比例适当，就可能被认定为合法。但关键在于：企业必须证明自己认真权衡了员工个人情况，而不是“一刀切”。

此外，举报制度也有所扩展，将“性骚扰披露”明确纳入吹哨人保护范围，进一步鼓励员工发声。

综合来看，这一轮改革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英国正在强化对员工的保护，同时提高企业违规成本。

丽莎建议广大企业，现在需要做的，不只是简单地“被动合规”，而是主动调整策略。比如更新合同条款、优化请假和排班机制、提前规划裁员流程、加强薪酬审计等。如您对此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联系丽莎律师行。

对于员工来说，新规的逐步落地将让员工拥有更多谈判空间和安全感，员工有更多保障和权利。

→英国将给青少年“限流断网”，实验测试已开启

关于是否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问题，一直在英国就在讨论这个话题。英国也在认真考虑是否要像澳大利亚一样，直接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如今，英国政府开启“实验”，把300名青少年当作实验对象，测试限制社交媒体到底有没有用。有的人被直接“断网”，有的人每天只能刷1小时，还有人晚上9点后到早上7点被强制下线，当然也有一组什么都不限制，作为对照。

支持者认为，这是在保护青少年，远离社交媒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焦虑、改善睡眠、避免接触不良内容。但反对者也不买账：限制真的有用吗？会不会反而逼孩子去更隐蔽、更危险的网络角落？

英国接下来还会展开更大规模的研究，跟踪4,000名学生的变化。等拿到实验结果后，或许英国政府会下手采取适当的措施。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欢迎在文末留言说说您的想法。

好的，本周的《丽莎商法快讯》就先说到这里。如果您对于文章内容，或英国公司法、英国跨境电商方面的问题，或者其他英国法律方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进一步咨询丽莎律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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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家庭对居住空间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和许多英国家庭一样，一名女子为改善生活条件，投入约20万英镑扩建自家附属建筑，希望为四个孩子提供更宽敞的居住环境。

然而，她未曾料到，这一扩建最终却遭到当地政府勒令拆除。如今，这个家庭不仅面临巨额经济损失，甚至可能陷入无处可居的困境。

投20万英镑改造温室

大概20年前，苏西·卡瓦迪诺（Suzie Cavadino）在兰开夏郡奥顿（Aughton, Lancashire）购买了一套住宅，并和四个孩子搬进去住。

2022年，为改善居住条件，苏西投入近20万英镑，将原有使用了17年的温室（conservatory）改建为一座两层扩建建筑。

她花了近20万英镑将原有的阳光房改建成了两层楼的扩建部分，里面设有锅炉房、厨房和两个孩子的卧室。

工程于2022年12月完工，扩建部分在家里承担的是“核心功能”：新空间包括一个锅炉房、厨房，以及楼上的两间卧室，用于安置她的孩子。

苏西·卡瓦迪诺搬进位于兰开夏郡奥顿的家，至今已有近20年。她和四个孩子（年龄在12岁到19岁之间）住在这里。

然而，在工程完成后不久，西兰开夏郡议会（West Lancashire Borough Council）认定该扩建项目不符合规划要求，并对其下达了强制执行通知，要求拆除该建筑。

议会方面认为，这一扩建“与周边地区的特色不相符”。

苏西表示，在施工前，她曾被建筑商告知拆除温室并新建扩建部分无需申请规划许可，但这一说法遭到议会否认。

随后，她与地方当局进行了多轮沟通，希望保留扩建部分或寻求折中方案，但始终未能改变决定。

最后还是被迫拆除

案件随后进入上诉程序。苏西与其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向规划督察署（Planning Inspectorate）提出申诉，但最终被驳回。

2025年10月24日公布的裁决中，督察员KA Taylor指出，该扩建对原有建筑及周边环境的外观和特征造成了损害，因此不应授予规划许可。

信件显示，规划督察署维持了强制执行通知，不过已将整改期限延长至2026年4月24日。

同时，由于向高等法院提出法律挑战的截止日期（2025年12月5日）已过，地方议会表示，现已负有法律义务确保该决定得到执行。

西兰开夏郡议会规划与监管服务助理主任保罗·查尔森（Paul Charlson）在致当地议员阿什利·道尔顿（Ashley Dalton）的一封信中表示，议会在整个过程中已向卡瓦迪诺女士提供了“所有可用的建议、灵活性和支持”，并强调必须遵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

议会发言人也表示，理解此事对该家庭的影响，并已与当事人会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和支持”，但在独立督察员裁定之后，议会别无选择，只能执行命令。

面对即将到来的拆除期限，苏西表示困惑和无助。她回忆称，在收到要求拆除的邮件时感到震惊：“这是我们的家，它已经建成两年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要拆掉。”

她指出，这一扩建对家庭至关重要：一楼空间是家中唯一的厨房，同时安置着锅炉；二楼则通过隔断形成两个房间，供孩子居住。

“如果拆掉这些空间，我们的房子将变得严重拥挤，甚至无法居住。”

苏西还表示，自己无力承担拆除费用，也不清楚如果未能在2026年4月24日前完成整改将面临何种后果。她担心，一旦议会强制拆除，整个家庭将无处可去。

“这真的令人沮丧，我至少希望能保留底层，但现在看来，他们打算拆除整个扩建部分。如果那样，我们就真的会无家可归，这些规划规则太欺负人了。”

莎粉们怎么想？您是否觉得规划规则过于严苛？政府是否应该给家庭更多灵活性？

丽莎评论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些扩建确实可以在“许可开发权”（Permitted Development Rights）下无需申请规划许可，但两层扩建通常比较难符合条件。像本案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可能需要规划许可。

根据法律来看， “拆除温室并新建扩建部分是否需要规划许可”这一问题，关键不在于“是否拆旧”，而在于“新建的规模和性质”。

理论上，部分住宅改建可以在无需申请的情况下进行。这依赖于所谓的“许可开发权，即法律对小规模、影响有限的改建给予的豁免。但这一权利适用范围严格，且高度依赖具体技术条件。

现实中，最常见可以免许可的，是体量较小的单层后扩建。而一旦涉及两层结构，法律门槛就明显提高。两层扩建不仅在高度和体量上受到限制，还必须与周边环境保持协调，并避免对邻近住宅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实践中，这类项目很少能够完全落入免许可范围。

这也意味着，将原有温室拆除并不等于获得了“重建”的自由。温室作为既有结构，其合法存在并不会自动延伸为更大规模开发的权利。一旦新建筑在高度、用途或体量上发生实质变化，法律上就会被视为一项新的开发行为，需要重新判断是否符合规定。

类似案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业主对规则的依赖来源。施工方口头判断“无需许可”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真正具有确定性的，是事先向地方政府申请“合法开发证明”，来确定开发是合法的。这一程序虽然并非强制，但在实践中往往是避免纠纷的关键一步。

回到个案本身，两层扩建、包含厨房和卧室功能，以及被认定“与周边环境不协调”，这几个因素叠加，使其很难被认定为许可开发。规划督察机构在上诉中维持地方政府决定，也进一步说明，该项目在法律和规划判断上均未达到豁免标准。

更重要的是，一旦执法通知在上诉后被确认，其法律地位将发生变化。地方政府不仅“可以”执行，而是“必须”执行，除非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出挑战。错过这一窗口后，空间就会大大收窄。此外，后期纠正的成本往往极高。

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第一，不要把“施工经验”当成法律判断

很多纠纷的起点，都是一句“这个不用申请”。但建筑商的经验并不等同于法律结论，尤其是在涉及两层扩建、用途变化（例如增加卧室或厨房）时，判断很容易出错。规划问题的最终解释权，始终在地方规划部门。

第二，在开工前申请“合法开发证明”（Lawful Development Certificate）

即便你认为项目属于“许可开发权”（Permitted Development Rights），可以向议会申请合法开发证明。一旦获批，就相当于提前获得法律确认，从而降低被认定违规的风险。这是为了在开工前确定你的工程是合法开发，相当于一个“法律保障”。没有这一步，等到房子建好再被认定违规，几乎就只能被动应对。

不过，也需要注意的是：LDC本身不是规划许可，它只是确认某项开发在规划上是合法的。同时，申请LDC并不意味着所有情况都能通过；审批官会根据事实和法规判断是否符合条件。

第三，对“两层扩建”保持高度谨慎

从实践来看，两层后扩建很少能完全符合免许可条件。只要涉及：

• 增加卧室
• 改变房屋体量
• 明显影响外观

基本就应该默认：需要申请规划许可，而不是赌“也许可以豁免”。

第四，尽量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外观与环境”

很多人以为规划审批只看尺寸，其实“是否与周边环境协调”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带有一定主观性的标准。一旦地方政府认定“不协调”，即使技术参数接近合规，也可能被否决。

第五，一旦收到执法通知，要尽早采取法律行动

在执法通知发出后：

• 可以上诉
• 可以修改方案争取保留部分结构
• 必要时可以进入法院程序

但这些都有严格时限。一旦错过，比如未在期限内向法院提出挑战，后续空间会迅速缩小，地方政府也会转为“必须执行”。

第六，不要低估“最坏情况”

很多业主在决策时，默认最坏结果只是“补个申请”或“交点费用”。但现实是，一旦被认定为重大违规开发，最极端的结果确实可能是——强制拆除。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对房产改建有任何法律疑问，可进一步联系丽莎律师行。我们房产部律师团队可以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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